安徽省18个县（区）委书记因为贪污被撤职查处！据有心人的统计，18个受查处的书记居然占了全省县（区）委书记总数的六分之一强，因而说县（区）委书记是当今社会腐败的重灾区、高发层似乎还是有根据的。

　　因此，近一段的媒体刊登了很多的时评文章，评论的主题当然就是县（区）委书记为什么会成为腐败重灾区、高发层之因。

　　当然，我是不怎么太同意安徽省纪委的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的那种所谓原因分析：“即正是‘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我认为，“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决不是县（区）委书记成为高发腐败的主要原因，“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只是由“某些主要原因”派生出来的一种“官场衍生现象”，将“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作为“主要原因”来谈，不仅是本末倒置，而且有拍板子拍错之嫌，而且根子找错了，所开的药方肯定也是错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县（区）委书记成为高发腐败的主要原因呢？

　　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句话是说不清的，因为它是各种“综合因素”的“复杂作用”之结果。

　　首先，必须认识到，县（区）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高发层是发生在以下这一“社会背景”之上的：即，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家长制”的“重新复活”，权力机构的权力绝对化程度亦达到了历史上之最，一般来说，远离中心城市的县（区）一级往往是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中央的政策一到某些县（区）委一级就走形，就变味，其权力绝对化的发展和权力监督、权力制约的失控一般要比大中城市厉害一点、严重一点，而且远离中心城市的县（区）一级，封建文化更容易复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官场潜规则更容易流行，腐败势力更容易左右当地官场政治生态的发展；

　　其次，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走上了历史的高速通道，过去远离中心城市的、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区）委一级成为经济发展竞相开发的处女地，诸如“农村的圈地运动”、“城市的拆迁运动”和“中小国企的改制运动”在县（区）委一级如火如荼地“燃烧”、“蔓延”起来，经济大规模的发展不仅是县（区）委一级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亦给县（区）委一级腐败的发展、泛滥创造了“机遇”，一般领导干部很难抵制大规模的经济开发会带来“高额利润”的“巨大诱惑”，再加上远离中心城市的县（区）一级民主化程度、法制化程度历来是我们社会的薄弱环节，因而一些地方权力者会很容易利用自己手上掌握的权力硬性地、非常简单地将权钱交易法则塞进诸如“农村的圈地运动”、“城市的拆迁运动”和“中小国企的改制运动”之中。

　　其三，完成诸如“农村的圈地运动”、“城市的拆迁运动”和“中小国企的改制运动”等这些“经济发展项目”，都不是“小项目”，都是资金涉及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成亿元的“重大工程”，都是涉及到地方父母官“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大项目”，一般小官对这些“重大工程”、“大项目”的制订、决策、拍板、制订、实施还不能够“一槌定音”，还必须是那些具有实权的、能够“一言九鼎”县（区）委书记这样的大官，于是“利益的纷争”、“利益的实施”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县（区）一级往往是围绕着县（区）委书记的“个人意志”而展开的，只要县（区）委书记“稍不留神”就会掉进腐败的泥坑中去。

　　以上三方面原因的“相互作用”就是县（区）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高发层的主要原因，若是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失去制约的权力绝对化”在社会经济大发展中的必然结果就是“腐败的绝对化”，不受监督的集权者必然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高发层，而县（区）一级正好是“满足”了上述这一条件。

　　其实，谁都知道，广大干部“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只是普通干部的“无奈的选择”，在具有“绝对权力者”、腐败了的县（区）委书记面前，面对某些地区官场“劣胜优汰”的“逆淘汰”规则，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为了自己个人的“发展”，除了“沉默”之外，恐怕是“别无多好的出路”，也许会有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样很符合党性、很是出于公心的行动，但这是“极少数”，甚至可以说是干部中的“异类”，但即便是这样，李昌平的“最后选择”难道不就是只有“离乡出走”、“离家出走”这一条道吗？

　　其实，县（区）委书记为什么会成为腐败重灾区、高发层的现象又何只是存在安徽省，依笔者多年研究中国社会的腐败的“观察”，在其它省市，如果我们的反腐败斗争真的很重视“这一层”的问题，恐怕所问题亦会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县（区）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高发层这个问题的确是中国反腐败斗争中应该重视、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中国行政权力的基础，而且“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权力失控、权力失去监督、权力失去制约”的现象在县（区）委这一级实在是太突出、太严重了，“18个县（区）委书记因为贪污被撤职查处”只不过这种现象的一个反映而已，所以，必须将远离中心城市的县（区）一级的领导干部作为重点监督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