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回战术”

　　北京一家医院住院处主任石巧玲在3年时间里贪污公款人民币1000多万元无人知晓，就是严重的科室分割和财务监督失力所致。

　　1997年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2000年《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医院药品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也就是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和医院门诊药房分离。

　　2000年7月，卫生部、财政部出台《医院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暂行办法》。

　　不过现实中，这样的政策受内部分割利益化的影响实施的并不好。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如医院药品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政策的主观愿望认为，可以从制度上解决医院‘以药养医’的行为，切断医疗机构和药品营销机构的直接经济联系，但是由于药品收支节余上缴后，返回周期长，医院又缺乏周转资金，难以实施，从而遭到医院的抵制。”

　　江苏省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财务科韩燕也认为，要想保证药品收支两条线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是医院必须按时上交收支结余；二是卫生和财政部门必须及时返还资金。否则办不到。“各科室愿意上交吗？”另一位医院财务人员反问记者道。

　　在“成本核算下的科室主任负责制”和医院垄断药品销售的情况下，药品严重供过于求的结果不是价格下降，而是价格上升。在药效基本相同的条件下，价格越贵的药反而越好销售。供不应求的药品，价格反而越便宜，这样的反常现象则成为必然。

　　1990年全国药品销售中，普药占69.6%，而到了1997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一些大中城市价格较高的新药、进口药品分别占销售总额的50%、56%、72%。

　　对应的事实就如审计长谈到的，医药工商企业不仅要给医院让利，还要给有关个人，如医院分管院长、药剂科主任、主方医生等数额可观的回扣。《中国药业》统计，1998年，医药工商企业全年利润共71亿元，而同期给医院的让利也是71亿元。

　　“就是一个药房的一般人员没有‘关照’好，也许就给我们带来很大损失，因为他最清楚库存，在已经没我们货的时候可以说有，而医生开了几次这药没有也就开别的忘记这个了。”北京大学那位教授分析说，“医生那支笔的权力很大。”

　　因为价差是国家控制的，有时不好作帐就采访迂回的办法：一些生产、经销、医疗单位以赞助、退款、送实物等形式给医院以回扣。记者得到的一份资料显示，前两年，北京一家批发企业给一医院9425元中成药，票面无回扣，但该批发部却以退款名义返还8490元，该医院用其购买了太阳能热水器。

　　据一位审计医院财务多年的官员向记者透露，这样的迂回办法在具体操作时一般有三类方法：一是少反映收入，或接受捐赠款直接进入事业基金，或接受新药品时的“推介费”、不同形式的药品材料“折扣”直接进入事业基金，或是账外收入未纳入会计统一核算；二是虚增成本费用。如将购建大型固定资产发生的贷款利息记入当期成本费用，或挤列成本费用；三是决算报表前转移结余。方向亦或政策缺失？

　　公是是私，这段时间似乎又成了医疗体制改革争论焦点。

　　“盲目说一个就好一个就差我觉得不客观，会成为产权迷信。首先应该是明确政府的公共责任，如投入和监管，这是跑不了的。其次市场的主体应该多元，仅仅是一大二公又会走上没有效率的老路。”河北省一医院院长如是说。

　　的确，就监管而言，国家对进口药、合资药、国产新药的市场准入在一个部门，而价格管理又在一个部门，有悖公平。

　　而现行众多政策则多有不协调。“目前享受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的1亿多人中，却有不少人是‘一人公费、全家报销’。要求医生多开药、开进口药、开高价药与一些医生拿回扣的动机不谋而合。医院扩大药品销售畅通无阻。”北京一家医院财务人士分析说。

　　我国1978年全国职工公费医疗费用为27亿元，1997年增加到774亿元，增长了28倍，年递增率约19%，而同期财政收入只增长了6。6倍。2001年公费医疗的范围大大缩小，几乎仅限于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部分职工，但公费医疗的费用却比1978年增长30多倍。

　　事实上，医药分离，药品价格管理和流通体制整顿一直是政策的着力点。只不过，问题和各个利益集团之关联好象比想象的更加根深蒂固。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副会长陈统辉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对医药工业来说，国家发改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制止重复开厂、重复布点，严格把关审核，而不能放任自流。而对商业流通环节必须减少中间环节，建立少环节、低成本、明作价的现代医药物流配送网络。

　　“治本要建立在一个平衡各方关系的基础上，这样一个机制的基础之上，医保的利益，患者的利益，医院的利益，这些都是必须考虑到的，那你就必须平衡利益关系，要想构建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关系，而这个前提就是信息透明。”北京大学刘学教授对记者说。本报记者 田毅 特约记者 季谭 张旭 发自 北京 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