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何三畏

　　樊建川先生分析，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共有三千记者来中国活动。樊先生把他们称为“笔战队”。因为他们是为战争作宣传鼓动的，他们以镜头和文字配合拿枪的侵略者，他们是不拿枪的侵略者。他们是真正的“战地记者”，他们真正深入了“前线”。樊建川说，在战争期间，共有二百多日本记者死在战场。樊建川先生在日本收集到一张图片，画面上日本人刀刺中国人，飞溅而起的鲜血清晰可见，拍摄者应该在五至七米的距离之间。

　　近十年来，樊建川先生在日本购得一千多本画册。日本记者对侵略的美化和战争的宣传，在今天看来，同样透露着不可磨灭的历史真实，显得非常珍贵。

　　尤其触目惊心的，是他们拍摄的中国抗日战俘的图片。它们透露着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也表明中国人民的气节和对侵略者的仇恨，表明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野蛮的侵略战争面前，艰苦卓绝和不屈不挠的抵抗。无论日本记者的报道意图如何，这些都是无法掩盖的。

　　而在战俘的图片中，尤其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女俘和童俘。

　　在整个抗战中，有多少中国战士成了侵略者的俘虏，战后没有清算，现在也没有人说得清。但大致清楚的是，日本侵略军几乎“不养俘虏”！他们投降时交换的俘虏应该是临近战争结束时的一部分。日本侵略者嗜杀成性，他们怀着奇怪的杀人逻辑，一旦成为他们的俘虏，“弱者”将被他们轻篾地杀掉，誓死不屈的战士被“佩服”地杀掉。在樊先生收集的图片中，有一幅是日本侵略者为英勇抵抗最后牺牲的中国战士立碑甚至献花的画面。

　　日本侵略者是一支非常野蛮的军队。他们屠杀平民，屠杀其他非军事人员，屠杀俘虏。尤其是他们对待妇女和俘虏的女战士的残酷。在这方面，他们比德国纳粹更残暴。德国纳粹不准强奸犹太妇女，一旦发现有士兵强奸可能立即将其枪毙；日军对妇女态度处于人类最野蛮的时期，那些追求“东亚共荣”的军国主义者不仅在东亚强夺大量的民女充作“慰安妇”，还随时强奸妇女。

　　抗战期间《大公报》上刊载过一幅图片，是一群日本军人侮辱一位妇女，这位妇女裤子坠地，颤抖着正在一群日本兵中间接受侮辱，妇女烫过的短发表明她受过教育。另一方面，德国纳粹杀害犹太人是“工业化”的，而日本侵略者可以随时把俘虏拿来练刀。南京大屠杀更是高级军官纵容滥杀的“典范”。

　　在中国文化里，俘虏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更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成为俘虏就意味着没有了名节。传统文献对战争和战役的记录都只写战死人数，战伤人数，失踪人数，避写俘虏人数。建川博物馆收藏的蒋介石“中正剑”上便刻有“不成功，便成仁”。

　　但是，事实要复杂得多。有战争就有俘虏。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俘虏的命运是判断战争文明的一种标尺，也是这个民族的文明标志。

　　其次，战场上的俘虏，是在抵抗无效情况下被俘的。当年坚守衡阳长达47天的国民党将领方先觉，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先假降日本，之后又逃回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毛泽东也在《解放日报》评价“守衡阳的战士是英勇的”。

　　抗日战俘的命运是非常独特而且不幸的。如果他们还为国家不容，民族不耻，那就更加不幸。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抗日战俘也是民族英雄。

　　但是，六十年过去了，这些在抗日战争中最为不幸的人们的命运几乎被湮没，他们的形象从来都是模糊的，或者说没有为抗战“正史”所正视。这是不公正的。正是由于传统观念，使他们被历史的烟尘遮盖了，使他们的命运没有被计入我们的抗战成本，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无名英雄”。现在，他们正在透过六十年的历史逼视着我们，让我们记住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