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一人之力，建起中国最大的民间抗日博物馆。他说：“我要为历史保留细节”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成都

　　6月14日，又有一件抗战文物，成为“建川博物馆”的正式收藏。　　

　　那是抗日战争期间扩建新津军用机场使用过的巨大的碾子。

　　碾子共3个。它们由水泥、钢筋、鹅卵石混制而成，最重的一个达13吨。6月14日，樊建川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上把这庞然大物起吊装运到博物馆。

　　三个大碾子将被安放在建川博物聚落的抗战系列馆之援华美军博物馆的大门旁。

　　这是樊建川26年来收集到的4万多件抗战文物之一。樊建川的抗战文物包括武器、钢盔、报警器、防毒面具、匕首、军用地图等，其中有14件属国家一级。它们将在8月15日，即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在建川抗战系列博物馆开馆展出。

　　请矶崎新设计“日军馆”

　　建川博物馆是一个博物馆群，樊建川称之为“建川博物馆聚落”。2003年，樊建川开始以公民个人的名义，征地500亩，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兴建“建川博物馆聚落”。

　　安仁镇在近代史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庄园文化，现存有著名的刘文彩地主庄园等十多个当年的私家庄园。

　　整个博物馆群将在明年10月落成。它们包括抗战博物馆系列，文革艺术品博物馆系列，民间百年博物馆系列，共25个馆。

　　抗战博物馆系列共有2万多平方米，8个分馆。它们是民众馆，国军馆，共军馆，川军馆，援华美军馆，侵华日军馆，汉奸馆，俘虏馆。另设一广场，塑有二百抗日壮士。为了能在8月15日开馆，一千多名工人正在工地上加紧做最后的施工。

　　抗战博物馆系列从设计到布展，每一个细节都在樊建川的考虑之中。他有意请了日本著名建筑师矶崎新设计其中一个馆——日军馆。矶崎新父亲是日本共产党员，当年，强硬反对“这场愚蠢的战争”。矶崎新受父影响。他把几十位著名建筑设计师请到安仁镇，要使这个“千年大计”同时成为一个建筑博物馆。设计师们心同此理，主动要求参与设计，有人表示，“不给钱也干”。

　　但“汉奸馆”的设计却几个月没人接招，因为樊建川给汉奸设馆的创想，出人意料，设计师们一时找不到感觉。

　　至于专门为战俘设馆，这里灌注了樊建川对个人在抗战中的命运的理解。他认为，战俘也是英雄，只要人俘心不俘。做过百分之百的抵抗，不一定非要“玉碎”。

　　到日本“反扫荡”

　　早在2000年，樊建川就出版了他的抗日战争文物专著《一个人的战争》。这本书当时即作为珍贵的抗战文物引起海内外的震动。不过，那时的樊建川还没有收集现在到这么多文物。今天，他拥有很多珍贵的抗战文物，年前，中国军事博物馆曾到他这里来复印资料。

　　樊建川26年的收藏史证明，收集抗战文物是非常困难的。他对此非常感慨：中国人健忘，对历史有罕见的稀释和过滤能力。

　　樊建川说，他是站在民族的立场和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收藏抗战文物，和建抗战博物馆的。他这八个分馆的名称已经说明了他的立意超越和突破了当下的某种流行认识。而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六十年，如果再不抢救，很多文物即将永久性湮灭。樊建川感到“收藏抗战”的紧迫。

　　上世纪九十年代，樊建川到日本去收集战时文物。他称为“反扫荡”，因为采取了见多少收多少的办法。后来，他专门在日本安排线人守候。这种收集异常辛苦，单是为了找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报纸，他就东奔西走，花费了许多时间。一本日本当代宣传战争的旧画册，一般折合人民币一千元。

　　樊建川一共在日本淘回了一千多本，包括日文版老画册《历史写真》、《支那事变写真》、《日支事变画册》、《北支事变画报》、《国际情报写真》等。它们的办事处大多是日本记者拍摄。还有一千多张日本士兵的明信片。

　　樊建川已经把老画册翻译整理，编成一本书，取名《抗俘》——这个词是樊建川构造的，用以简称被侵略军俘虏的抗日战士。

　　樊建川非常看重这本书的价值，但是，它的出版却很费周折，辗转了几家出版社，都被惋拒。樊建川想不通，日本记者拍摄的图片，其“侵略者视角”，当然也包含了一种真实，有什么承受不了的。但是，最后，书稿进入了人民出版社的视野，正在准备出版。

　　血性汉子

　　樊建川的另一个身份，或者说他赖以生存和发展，并使博物馆得以建立的身份，是房地产商。这两个身份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是怎样的情形呢？

　　他写道：“经商之余四处奔波收集藏品，下班之后查资料作考证熬夜写作，这中间有劳作辛苦，有力不从心，还有别人的不解。”

　　他的朋友说，“你真是‘樊傻儿’(四川典故，一个有点“傻福”的人物形象)，收藏这些东西干啥子，这是该政府干的活儿。”甚至有时候他自己也会问自己，“是不是自己大脑出了问题？”

　　但更大的执著一直在支撑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将抗战文物收藏进行到底。他完全沉浸到他的收藏里了，每一件文物的归来在他都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他看到的既是文物，也不是文物。他看重的是，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惨烈的故事，都在诉说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行。

　　在樊建川看来，文物是活的，会说话。他时时在跟它们对话。他的工作室就是一个文物陈列室，他的习惯是，晚上一个人回到他的工作室，静静地坐在那里，跟他的文物“对话”，到了11时左右，才驱车回家休息。

　　樊建川是一个血性汉子。他说，在电视上看见20名韩国人断指抗议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他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换了我，要是20多30岁时，肯定也会那样，热血冲动嘛。”他戏称要把自己的形象放进建川抗战博物馆壮士广场的无名士兵群像中，“我和200壮士在一起，我肯定是一个标准的川军形象”。

　　对历史文物的追求无休无止，但个人生活则尽量简化。他现在还用香皂洗头，因为早年用皂角(一种高大乔木上的果实)，后来用肥皂，再后来用药皂，再后来用香皂了——至此，他再也不想“进步”了，他认为太复杂了，也污染环境，没必要“跟上时代步伐”了。

　　为百年历史保留细节

　　樊建川祖籍山西，父亲是旧社会的地方武装，归降共产党后，参加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南下四川宜宾，后抗美援朝，最后成为四川省宜宾市的一位小干部。樊建川1957年生于宜宾，父亲给他取名“建川”，即落户四川建设四川之意。

　　宜宾是一个美丽的小城，金沙江和岷江穿越千山万壑在这里携手，成为长江的源头。樊建川在那里度过了他动荡不安的童年。中国政治的大气候在这个小城市同样演绎成淋漓尽致。给青少年时代的樊建川留下了很深的刺激，深深影响着他的人生观。

　　樊建川的人生丰富多彩。他当过知青、当过兵、教过书、做过官。官至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但他认为他对当官这行的前景一眼就望穿了，“再做大一点又有什么意思？”

　　他为想做的事情做不成而感到郁闷，为很快会被同化成圆滑的官僚而“感到恐惧”。他想率性地生活，他有很多志趣，特别迷恋收藏。而当官的收入决定了，是不能成为收藏家的。

　　1993年，正是官运看好的时候，他辞职来到成都。现在，他认为他第一步就走对了，成都是收藏最理想的地方之一，仅次天北京。

　　来到成都之初，他给别人打工；后来，他跟人合伙办公司；再后来，他创办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如今，他是成都房地产界的知名人物之一。收藏从兴趣开始已经玩大，他当然是越活越“率性”。把这个500亩的博物馆盖完，他还要再扩展500亩，把他的博物馆聚落做得更大。

　　他的心量不只一个抗战，他要为整个中国上一百年“保留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