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启功先生千万个学生中的普通一员，我深深怀念离去的大师，同时也满怀思索和忧虑，我们的时代还能造就出这样的大师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启祥教授3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声带哽咽。

　　自去年以来，中国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张岱年、陈省身和费孝通等先后谢世。现在，随着启功先生的离去，中国“大师时代”的一个个顶梁柱倒下了，而新的顶梁柱何时才能从树苗变成参天大树，则遥遥无期，难怪吕启祥教授感慨大师时代正在渐远。

　　“大师时代”渐远之说，并非夸大其词。纵然现在的教授满街走，博导随处有，可是，不要说像启功先生这样仅有中学学历的大师级人物难觅，即便世界著名学府培养的博士中间，又有几个可以作为准大师的候补名单？成千上万的学者中间，难道真的就冒不出一两个大师级的人物？哲学上不是常讲或然性，大师的出现，固然有时代的必然性，但是，必然性实现的前提，总归要现有或然性的客观存在。否则，不具备或然的东西，何以会有必然？有如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样，具有成为潜在大师的人物每个时代都有，只不过最终成就大师的时代必然性外部环境不常有罢了。如果这样的硬件环境时时存在，想必中国历史上的大师级人物，绝对数量早已相当可观。不无遗憾的是，正是“天公不作美”，没有抖擞，没能不拘一格降人才，才埋没了具有潜在大师条件的人，进而扼杀了成就大师的或然性因素。

　　启功先生走了，我们与其悲叹大师时代的渐远，不如冷静思考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碍了“大师时代”的出现。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很多，也不乏真知灼见。简而言之，标准件式的衡量人才的做法，无疑是现今社会妨碍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个时代，搞课题不仅被要求预见成果内容，而且连具体的细节都要事先罗列出来。如此管理模式，只要申报者填完报表，和医生开过药方，其他人完全可以“照单抓药”，扩展够字数就成。这还不算，申报课题，职称达不到某个杠杠，也不行。如果年轻的启功生活在今天，以他中学的学历，早被淘汰出局了，一个潜在的大师不是就这样活活被呆板的学术研究制度给扼杀了？

　　“大师时代”渐远，是缺乏自由精神的机械化运作制度结出的“果子”。当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门槛被一个个的条条框框所束缚着，这个制度本身已经窒息着整个社会，同时也窒息着从业人员，剥夺了许多具有发展潜力的人才施展拳脚的机会。如此以来，早降生的大师实属大师本人的幸运，那些晚到的准大师们，等他们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已经“人是物非”，只能戴着时代的镣铐，合着时代的音符，慢慢跳舞。试想，一个捆住了大师手脚的时代，如何叫他们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