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日本，只要一提到谁会说中国话，懂中国事务，马上就要受到排挤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金熙德报道在时隔一周的APEC及东盟的中日领导人会谈中，日本首相小泉依然没有提出解决参拜问题的方案，因而也未能解开由他系上的中日政治僵局的死结。可以说，一段时间来，日本对华外交陷于“战略贫困”，而缺乏“知华派”驱动，既是其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其必然后果。

　　近来，日本盛行一个词汇：China School Bashing (敲打“知华派”)。有位日本学者曾评论道：现在在日本，只要一提到谁会说中国话，懂中国事务，马上就要受到排挤。这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一些现实。

　　然而，回顾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以对美关系为主，同时也大力发展对华关系”曾一度是日本政界的主流思路。从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以来的历届首相和外相以及后藤田正晴、加藤纮一、野中广务等著名政治家，都把推动对华关系视为维护日本长远利益的重中之重。

　　日本外务省、通产省、大藏省等政府部门中涌现出了一批负责对华事务的“知华派”官员。他们大多出身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其进修汉语的地点也逐渐由台北转到北京，而后在日本驻华使馆或本省负责对华事务。在“知华派”外交官中，“驻华大使”一职是众望所归的一个位置。要获此“殊荣”，除要具备一流精英和对华事务专家的条件以外，还需具备曾任外务省中国课长(相当于处长)、亚洲局局长以及驻华使馆各级职位等经历。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现任大使阿南惟茂都是“知华派”外交官中的佼佼者。如阿南大使自1983年以来已是先后作为参赞、公使、大使被三次派驻中国。

　　不仅如此，日本学界和媒体也曾大力称颂中日友好关系。人们很难想象，如今以对华强硬著称的《读卖新闻》，当年也曾以热情的口吻报道过中日关系的发展。

　　“知华派”缘何受挤压？

　　今年11月20日，日本《产经新闻》指出，受首相参拜事件及中日东海气田开发争议等影响，“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正出现强硬倾向”。

　　日本对华姿态渐趋强硬的背景因素包括：日本政界“总体保守化”，冷战后对华战略严重缺位，中国经济崛起和日本经济萧条，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侵华历史缺乏正确认识的新生代政治家登场，元老政治家们退出政治舞台。日本政界的亲美、反华、亲台、排外等倾向合流而成对华强硬氛围，对原先的对华政策形成冲击。在这一氛围下，一些外交姿态温和或主张重视对华关系的政治家，如野中广务、加藤纮一、田中真纪子、河野洋平等人，相继失去了政治影响力。

　　如今，日本外交决策体系的一大变化，就在于外务省的作用降低，首相官邸的作用增大。据传，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亲信中通晓中国问题的智囊几近空白，而且该政权还在继续排挤政府高层的“知华派”。2002年5月8日“沈阳总领馆事件”发生后，一批日本政客掀起了“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在对华交涉理屈词穷之际，他们又把对华外交的不满发泄到外务省“知华派”外交官们身上。最近几年，日本政府内通晓汉语、长于中国事务的高级外交官们被陆续调离对华外交领域，被派驻美国、东南亚、南亚及其他各地区的使领馆，干着根本用不着汉语、与中国事务无关的工作。

　　小泉外交缺乏“知华派”驱动

　　当今日本决策层，是由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对华政策上最消极的一些人组成的。小泉出任首相以来，在中日关系的政治底线上实施强行突破，连续四年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深陷“政冷”僵局。

　　2004年9月27日，小泉改组了自民党领导机构和内阁。鹰派政治新星安倍晋三留任自民党代理干事长。接任外相的町村信孝曾在2000年底出任森内阁的文科大臣，任内曾为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歪曲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大开绿灯。留任阁僚的总务相麻生太郎、经济产业相中川昭一、环境相小池百合子三人，在防卫、外交政策上均倾向于亲台的对华强硬派。作为原“YKK”(由山崎拓、加藤纮一、小泉纯一郎组成的政治盟友集团)的成员之一，此次被小泉任命为首相辅佐官的山崎拓，一贯主张修改宪法并积极配合美国“行使集体自卫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