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紧张、热烈，很受青年朋友青睐。青年追求，中年拼搏，老年回味，这一行从业者的思维运动，总是很充实、很活跃的。也许这是一切革命者共有的体会，因为我一生干这一行，不熟悉他业情况，只能说新闻记者确是如此。
我年过古稀，正是回味时期。虽已退居二线，仍然读书、看报、写作，继续紧张、忙碌，自许是个新闻战线退役老兵——虽然退役，还是一兵。近六十年的新闻工作，使我一再看到、不断探索这样一种现象：一个青年刚参加新闻工作，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很快作出一些成绩，过上一阵，似乎停滞不动了，焦急、苦恼，心神不安；有人经过努力，抢上一个台阶，不久又出现停滞现象……如此螺旋发展，有人再抢上一级，有人长期在停滞的怪圈中徘徊。
我在1938年参加新闻队伍，年轻气盛，干劲冲天。无所畏惧的闯劲，近似狂妄的自信，使我在同辈人中显得不错，确实“风光”了一阵。三几年后，我似乎停滞了，工作未落人后，但无办法“创新”。1941年，我去太行抗日根据地一分区采访。一分区辖河北省石家庄以南西部山区几个县。这几县的东部平原地区为日寇占领，西部山区是抗日根据地。当时日本侵略军增兵华北，采取军事进攻、“治安强化”种种伎俩扩大敌占区，“压缩”抗日根据地，敌进我退，斗争艰难残酷。我深入游击区、接敌区，依靠地方武装和基层党组织掩护，不顾个人安危，经常风餐野宿，以新闻记者的“敏感”，收集敌我斗争第一手情况，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原料”，应该说收获相当丰富。
但是，这不是先进人物事迹，不是典型事件原委，而是一堆珍贵的但是相当零碎、纷繁甚至矛盾的素材。我理不出头绪，无力消化“加工”，对一分区敌我斗争的严峻形势，对敌进我退的原因和发展前途，作不出分析和判断。恰在这个时候，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到一分区指导工作。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他对我以及当地不少干部感到迷惘、困惑的问题，作出全面、深刻的分析，指明强弱转变的前途，提出改变不利态势的策略和方法。此事给予我震动性的教育，他到一分区时间比我短，实地察看的地区不比我广，掌握当地对敌斗争第一手材料也难说比我多，他能看出不仅我这个外来干部、甚至当地许多同志都没有明确意识到的问题，他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对策，为什么我就不能呢？我或许还能以不熟悉当地情况自解，为什么长期在当地生活、战斗的许多干部也不行呢？当然，他了解全国、全区的宏观情况比一般干部多，了解高层意图比一般干部清楚，但主要是理论水平高，政治经验丰富，分析情况、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比我们高一大截。经过这件事情的教育和反思，我进一步看到理论水平低下的危害，进一步认识不认真学习理论，实际上就不能提高工作质量的道理。而在此之前，我似乎也懂学理论重要，也说学理论重要，但工作一忙总是把学理论挤到一边。明日复明日，吃了许多苦头却长期没有真正觉悟。
在根据地学理论困难不少。一是书少——《共产党宣言》是油印的，用的是农村土造的麻纸；《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最初也是油印的，以后有了铅印本，用红、绿等杂色油光纸印制……经过多人翻读，字迹大多模糊难认。二是灯小——一个破碗，半盏核桃油，细细的棉芯棉芯粗了费油，一般是禁用的，真是“一灯如豆”。几个人凑在一起，全仗青年人的极强目力。有利条件是太行根据地相对巩固，报社又在腹心区安全地带，除了每年几次反“扫荡”战役，环境一般比较安定；大家都未结婚，无子女之累，无家务之劳，无杂事分心，能够静下心来强制自己苦读。
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一种荒诞不经的传言，干扰了我个人和不少同伴苦学理论的努力。延安整风是1942年开始的，太行根据地干部整风1944年才集中进行，战争把这件大事推迟了。整风原意是整顿学风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以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以反对党八股。整风后期，不知从哪里冒出一种议论，说上述三股歪风来自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来自“嗜书不化”：读马列主义书太多太死。这种议论不见于文件，也未经组织传达，但是传播甚广，完全把我这类对钻研理论觉悟不高、对学习理论兴趣不浓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俘虏了。愚昧无知以至于此。
我这类干部当时多是爱好文艺、追求进步的青年，并非新闻“科班”出身，大概因为文字大体清通，被分配到新闻单位工作，完全是摸索着做起来的。新闻知识不多，但是牢记两条原则：一是坚持党性，二是务求真实。当时报纸上文章体裁不多，新闻、通讯之外，偶尔出现一些工作经验和答读者问。当时不少人片面认为新闻记者的本事就是记人、写事、状物，把人、事、物说清楚已属不易，能够生动、感人就难得了，提高这方面的业务水平是多数人的追求。至于所报道的人、事本身的政治意义和发展方向，潜蓄的问题和经验，却不大去想，也无力想，甚至不知道应该想。由于学理论的兴趣原已不浓，远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烈追求，一旦听到上述传言当时尚无“小道消息”的说法，很容易被俘虏。理论书籍还在看，力度大不如前几年。愚昧造成的损失，令我终生为憾。
解放战争发展迅速，“进城办报”的理想就要实现，“聪明人”已经看出来，如不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无法胜任今后的工作；我个人年龄渐大，工作担子逐渐增加，完成任务的压力也就变成学习的动力，学理论的次序移到学新闻业务、文史知识之前。党中央号召全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学习理论，党组织发了“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学理论成为高级干部的首要任务。我个人凭着新的觉悟激发的一股热情，凭着长期不知药味的体魄，开始进行上一个新台阶的“长征”，直到十年内乱之前。减少睡眠，摒弃娱乐，摆脱家务……几乎达到死啃硬读的程度。言精意赅、共产党人立身之本的《共产党宣言》，反复读；当时被誉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继续读；既是共产主义者“经典的经典”、又像“天书”的《资本论》，读不懂也读。我认为学习不是浏览，必须反复、咀嚼、回味、消化，了解精神实质。新闻工作者业务忙，该学的东西多，怎么摆法？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当然不行；抓了西瓜丢掉全部芝麻，也难说是好办法。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深为这个问题苦恼，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老红军的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他从小参加革命，儿时只读过两三年书，参加革命队伍后作战勇敢，学习勤奋，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指挥员，解放战争后期率部解放了一座大城市，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工作很出色。我问他：听说你小时候读书不多，过去甚至很少进城，更别说管理大城市了，你哪里来的这个本事？他说：“主要还是那两条，依靠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事事想着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谈到读书不多，他说：“工作这么忙，哪有多少时间多读书？只能少而精。马列主义原著熟读《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那么几本。中国人嘛，主要学毛主席著作，尤其是‘两论’（《实践论》《矛盾论》，干什么工作都离不开它。读书，看文件，记住精髓，学了就用。”话不多，把学习中多少、轻重、粗精等等问题都解决了，对我正是“对症用药”。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新闻通讯》的同志约我写篇战争年代从事新闻工作的文章，我就写了上述这些。文章里没有战争的硝烟，却是我实实在在走过来的一段路程。
1995年
摘自《李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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