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4日电（记者朱玉、白瑞雪）

　　后人曾不止一次地叩问：在60多年前那段悲壮的时间里，历史，究竟见证过多少伟大？

　　我们翻点当年的记录，我们吼唱当年的战歌，当热流一次次冲击后人的眼眶时，当年的壮烈再现。 那是让全人类都为之战栗和关注的对垒！当正义与邪恶在北京一座古老的桥边拔剑对峙时，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侵略者的丧钟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敲响！

　　从那一天起，全中国的几亿双眼睛、全中国的力量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挚爱和平的民族。几千年发达的农业文明，使生活在宁静中的人们向来以天下安康、男耕女织为理想境界。

　　但是，她有一天突然发现：家园鹊巢鸠占，妻女安宁不保，在自己家里，被侵略者的刺刀逼向了墙角。

　　民族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著名的抗战歌曲，诞生于卢沟桥事变3天后。

　　“不晓得啥时候才能再穿红军的衣服了。”17岁的红军战士段克礼依依不舍地摘下自己的八角帽和红五星。1938年8月，伴随着三原誓师的激昂慷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浩浩荡荡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面对民族危亡，国共两党摈弃前嫌、携手合作，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新篇章。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历史上第一次大兵团作战。历时3个半月的战斗中，八路军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就像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描述的那样，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敌人所占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

　　“我们在公路上堆大石头、埋地雷、挖沟、打埋伏，让敌人的交通瘫痪。”百团大战中任吕梁军区第八分区四团一营教导员的杨德千描述当年，“为打击敌人的通讯，我们把电线铰断，但第二天发现敌人又抢修好了。后来有经验了，不仅把电线铰断，还把电线杆砍断。”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黄土岭一战,让日军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雁翎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如同一把把钢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

　　在日寇疯狂实行“三光政策”的冀中平原，地道网户户相连、村村相通、四通八达、上下呼应。

　　92岁的李恒太是抗战时期的冉庄武装委员会副主任。如今的望百老人，60前正是壮汉。

　　老人回忆说：“鬼子白天来了，民兵们就上房打，这是房上通；如果敌人的兵力多，咱们就从下面打——每家每户都打通墙壁，民兵利用地形熟悉在每家之间钻来钻去地打，这就是房下通；地道通就是利用地道的工事，在地道里作战。”

　　纵横的地道让敌人吃尽了苦头。附近的敌人说，“什么仗都好打，就是这‘耗子战’不好打。”

　　无从知晓抗日烽火到底燃起于万里长城的哪个垛口。但，当老百姓的磨盘下、炕头上都变成了抗战的烽火台时，侵略者就陷入了汪洋大海。

　　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此时的正面战场上，一场场会战，一次次粉碎了侵略者“速亡中国”的迷梦。

　　那每一处战场，无不是一座血肉长城。

　　86岁的刘冬松老人在回忆长沙保卫战时说：“有时白天阵地失守，在当天夜晚，我军发挥夜战和近战之长，又将阵地夺回。我们守城部队的官兵，只有一个想法：即使打得只剩一兵一卒，宁肯战死沙场决不后退。”

　　台儿庄大战中任作战参谋的黄汝鑫说：“我们没见过坦克，不少人打电话到军部，询问如何对付这种‘铁壳车’。一位叫常跃光的士兵，看到敌人的坦克就要突破我方的阵地时，把身边所有的手榴弹捆成一捆，跳上坦克，在一声巨响中与坦克同归于尽。”

　　“那是六七月份，很热。尸体臭气难忍，但不敢清理呀，怕引来敌人的火力，有时就靠在战友的遗体上休息，睡到半夜一翻身，苍蝇呼啦啦地飞起来，足有好几百只！”滇西反攻中的代理连长、80岁的胡自坤回忆说：“旗帜很重要，对敌人有震撼的作用，还能给我们的飞机指方位。鬼子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总是集中火力打我们旗兵。往往是死了一个马上再补一个，再死一个马上再补一个，没啥！”

　　……　……

　　欧战直至1944年才由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而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从一开始就把来犯日寇置于两个战场的夹击之下。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军队坚守的正面战场，在战略上相互配合、相互策应。无论是在抗战的前方还是在大后方，不同的党派，不同的信仰，却有着共同的目标——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个目标空前地明晰，分外地一致。

　　（二）

　　每一位抗日将士的身后，都是一个骨肉相连的家庭。八年抗战中，在明知亲人一旦走上战场便可能一去不回头之时，是什么样的力量和仇恨，让普通的中国百姓“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让我们看看普通中国百姓的骨气。

　　回民支队，一支被毛泽东誉为“百战百胜”的队伍，从建立之初，就成为华北日伪军的眼中钉。抗战期间，回民支队毙伤日军1.3万人，伪军2万人。

　　一次次诱降失败后，日军把魔掌伸向了回民支队队长马本斋的母亲。

　　日军重兵包围了村子，把所有群众集合在场院里。马老太太在当地威望极高，乡亲们紧紧地把她围在人群里，谁也不愿意出卖她。

　　气急败坏的日军抓住一名老汉，举起战刀就要砍。这时，马老太太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住手，我就是马本斋的妈妈。放开他们，有什么事情我一人承担！”

　　敌人如获至宝，将老人押回大本营。正当回民支队设法营救时，马老太太却在日军面前绝食七天七夜，慨然赴死。死前，老太太传出话来告诉儿子：“你们打日本人，我死也高兴。你们要是投降，我也不会活！”

　　当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妇为国家毅然踏上不归之路，当中国乡村阡陌纵横的小路都变成了阻挡侵略者进攻的铜墙铁壁时，侵略者可能在一时得逞，可能因一事得逞，又焉能在所有事上永远得逞？

　　卢作孚，一个后人不能忘记的民族实业家。

　　1937年，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员、物资，从华东、华中、华北地区涌向四川，宜昌江边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急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

　　更为严峻的是，10月中旬以后，作为入川的唯一通道，长江上游仅剩40天左右的中水位，此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运走。

　　而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几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急待通过长江航线，运往战场。

　　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吨至600吨。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全部物资和人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

　　从1938年10月24日至12月初，在卢作孚的指挥下，20多艘轮船和850多条木船，冒着日机狂轰滥炸，在三峡航道来回穿梭。“为了争取时间，每只轮船抵达码头的时候，船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已经举起；两岸码头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经靠近驳船等待着进港的轮船。”86岁的原民生公司职员肖怀柱回忆说。

　　这是前所未有的战时运输，也是前所未有的港运奇迹：40多天里，民生公司共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150多万人，货物100余万吨。抢运入川的单位有兵工厂15家，其它工厂企业10多家及不少机关、学校等。在这场倾尽全力的抢运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

　　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卢作孚，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搞了一生实业的他逝世时却一贫如洗，没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

　　民不爱钱，民不惜命，这样的人民岂是枪口和刺刀能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