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戏剧和讽刺意味的是，关押日本战犯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曾经有另外一个名字--抚顺典狱。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抚顺设立的一个关押和迫害抗日志士的场所，今天的管理所的地下室，就曾经是刑讯室。

　　“咦，这是当年由我们建造的监狱，怎么现在倒是我们住进来了？”当年，原伪满抚顺监狱典狱长大村忍和副典狱长岛口信重被押解到管理所门口时面面相觑。时过境迁，监狱易主，故事也完全相反，一个创造了人间悲剧，一个谱写了人间奇迹。

　　狱之初：确信复仇是一切动物的本能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要把昔日的杀人屠夫变成认清侵略本质的“人”，看起来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崔仁杰，这名会说一口流利日语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老管教，和大河原孝一他们十分熟识。

　　这次重逢时大家轻松地打着招呼，但在战犯管理所初建时几乎时不可能的事情。

　　“一开始，他们很顽固，虽然手中没有武器了，但武士道精神仍很顽强。”曾经担任审判日本战犯公诉人的郭春来记得第一次跟日本战犯交锋时，这些战犯不仅不交待罪行，而且还百般狡赖，说什么“我们来中国不是侵略，是为中国建设而来的，鞍钢不是我们建设的吗？抚顺、沈阳那么多大工厂不是我们的建设的吗？”

　　战犯们普遍态度傲慢，不能接受自己是“战犯”的结论，甚至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消极抵抗。

　　据参与战犯管理所筹建的李正南回忆，日本战犯中的绝大部分人在战犯管理所关押初期，都曾确信“复仇是一切动物的本能”，所里修建锅炉房，他们却怀疑是盖“杀人房”，所里安装医疗设施，为他们检查身体，医治病患，他们却以为要将其作“细菌试验”；所里让他们登记，填写有关自然状况，他们却感觉是死到临头。一些战犯还故意多领饭菜而后倒进厕所，把粗米饭保存下来以便日后向联合国“控诉”。

　　顽石点头，从吃饭开始

　　记者问老管教崔仁杰：“使战犯思想发生根本改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崔仁杰说：“是人性。是对战犯不虐待，尊重他们的人格。”

　　“我们记着周总理的要求：‘把日本战犯改造好，把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崔仁杰说。

　　暖气片、大玻璃窗，蚊帐、理发椅、泡澡的池子，在今天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依然能够看到保存完好的这些东西。

　　为了让战犯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改造条件，中国政府在战争、自然灾害不断的困难时期，投资近400亿元(旧币，折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监舍，购置锅炉把以前的烧煤取暖改为暖气，将原来的玻璃窗加大以保证监舍的进光量；让战犯能洗上热水澡，有娱乐和锻炼的场所。管理所内浴室、理发室、医务室、露天舞台等应有尽有，保证了战犯娱乐有场所，治病不出门，生活无忧。

　　而以前日本人统治的抚顺典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吃的猪狗食，铺的破草席，患病无人治，死了喂狗吃”。经过改造的战犯管理所，更像是一所学校，一座灵魂的改造车间。

　　吃饭是一个令战犯和管教记忆都很深刻的话题。

　　当了40年管教的退休干部刘家常回忆说，那个时候日本战犯伙食参照解放军供给制标准，按将官、校官、尉官以下分大、中、小三种灶，尽管管教干部吃的远不如战犯，但大家执行党的政策却是毫不含糊。

　　战犯们吃不惯东北的高粱米饭，要求吃大米；第二天，管理所就将大米饭端来了；然而，这些战犯们还没有满足：要求吃面条和鱼糕……这些明显过分的要求居然也被同意了。

　　战犯管理所的炊事员并不懂怎么做这种“鱼糕”，几名战犯就被请去咨询鱼糕的做法，经过几次实验，战犯们居然在监狱了吃到了家乡的美食。崔仁杰说：“这是周总理的命令，要求尊重日本的民族饮食习惯。那时候，这杀害过多少中国人的日本战犯吃的是当时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是看管他们的人，待遇也不如他们；面包、鸡蛋、牛奶以及日本的甜不辣、四喜饭，战犯们都能吃到。”

　　日本战犯绵贯好男告诉本报记者：“我在苏联的时候只有53公斤的样子，体质不好；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不到半年，体重就涨到了63公斤，体质也强壮多了。”

　　这位80多岁的老人说道：“我的身体要归功于饮食、生活得到改善，使我很快恢复了体力。”

　　崔仁杰记得很清楚，在新中国的经济困难时期，管教们吃的都是瓜代菜，而日本战犯们吃的还是米面和肉蛋，而且没有一点减少。有一次，几个管教和几个战犯到农场劳动，中午吃饭时，战犯们看到管教们啃窝头喝凉水，哭了，找到管理所领导，一定要把他们的面包和肉菜分给管教，但被婉言谢绝了。傍晚收工后，战犯们自动组织了讨论会，纷纷发出感慨：这种监狱自古至今只有一个，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

　　顽石点头，就是从吃饭这样的生活问题开始的，战犯们泯灭的良知开始复苏。

　　铁证如山，击碎扭曲心理的关键

　　真诚和宽容也许能感化这些昔日的刽子手，但要让他们清醒地认知战争的本质，认识到自己的血腥罪行，还需要用铁的事实击碎他们的扭曲的心理支柱。

　　1954年，350多人组成的“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侦讯工作。曾负责侦讯工作的郭春来说，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反驳他们、让他们低头认罪，是难于上青天的。于是，工作团开始进行艰苦的调查取证。一方面是内调，到东北四处调取档案和文件，一方面外调，奔赴各地寻找人证物证。

　　从各地调取的罪证材料非常多，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最后屋子里都装不下，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帐篷放材料。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还真是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下的命令，逮捕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

　　在此之前，战犯管理所还组织战犯们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会说一些中文的高桥哲郎说：“当时看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毛的著作中，他们知道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侵略战争是必然失败的”和“尊重俘虏”这样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战犯的思想开始动摇了。

　　还原历史真相的工作，从1954年4月一直持续到年底。在如山的铁证面前，加上管教人员和侦讯人员的思想攻势，战犯们的思想堡垒开始崩溃，开始认识到自己所谓的“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本侵略需要，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瘟疫般的灾难。

　　“后来，战犯们的思想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崔仁杰把手一翻，“全都变了”。首先是，士兵和下级军官将他们亲手犯下的罪行吐露出来，紧接着，作为战犯中武士道精神的代表——藤田茂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军官们也一个个土崩瓦解。

　　据曾专门对战犯管理所进行研究的张仁寿的统计，经过审判，除45人留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外，千名左右的战犯都被释放回国。最后一名服刑战犯在1964年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