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帝力七月四日电 题：随东帝汶历史命运起伏的华人

　　中新社记者 禾木 尹丹丹 章新新

　　虽说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关帝庙，但站在东帝汶民主共和国首都帝力唯一的关帝庙前，记者仍颇感意外──早听闻年轻的东帝汶建国前备受战乱破坏，即便首都也毁损严重，而眼前的关帝庙却不仅完整干净，而且从来就未受侵害。

　　记者今天初至东帝汶，世居本地的华人朋友带记者去看的第一处华人与中国文化痕迹，就是的关帝庙。那是一座白色墙身、红色立柱、红瓦屋顶的高敞庙宇，造型十分简朴。庙堂中供奉着粉彩关公像，前面是木条案供桌。堂内还搭着脚手架，堆放着一些工具。朋友告之，当地华人正对这里进行定期维修。

　　庙堂正门一侧的墙上，嵌着一块石牌，以半文言记载着这座关帝庙的缘起。近七十年前，中国澳门的一些居民“离乡别井，乘风破浪远渡重洋，栖身东帝汶”，后于一九三六年修建了关帝庙。这块石牌刻嵌于一九九三年，当年华人对它进行了一次重修。供奉关公的庙堂旁边，还有一座建于一九七七年、面积稍小的观音堂。两座庙堂加上庭院，共占地约一千平方米。

　　“这庙一直没受过人为破坏，无论是二战日本人占领时期，还是上世纪七十和九十年代动乱的时候。”一生看护关帝庙、已年逾七旬的方老先生告诉记者，这座庙的香火十分鼎盛，不光是华人来祈福，印尼和土著居民也来拜关公。建国前，当时的政府每个月还发给庙里二百美元。动乱时，军队也不曾前来搔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帝汶遭受过两次较大的动乱，当地华人亦难幸免，损失惨重，其中最令他们痛心和遗憾的，就是华文教育被迫中断。

　　东帝汶中华商会会长符孝勤说，一九七五年前，全东帝汶十三个县每个县都有华文学校，除设在帝力的是由幼稚园至到中学外，其他地方的均为小学。当时华文教育较为普遍，甚至在东帝汶的货币上都有华文。一九七五年发生政变后，华文学校均被当局关闭，华人子弟失去了系统学习中华文化的机会。经过二十多年时间，已整整一代华人既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写汉字，更谈不上了解中华文化。

　　东帝汶建国后，一些华人有识之士倡议恢复过去的帝力中华学校。以中华商会为首，华人已向政府递交了申请，希望能将原来的校址交还华人，重开中华学校。

　　来到始建于一九一一年的中华学校旧址，记者惊讶于校园面积的广阔和校舍建筑的坚固。教室都相当宽敞高阔，许多教室是以当年为建校捐款数额较多的华人命名的。在一排教室的尽头山墙上，有一幅大理石纪念牌，上面镌刻着六百多位捐款华人的姓名及其捐款额。借助他们的捐款，中华学校于一九六二年重建成了今天的规模。“被关闭前，这里的学生有一千二百多名，全是华人子弟。”符孝勤说。

　　现在，学校被一所当地私人兴办的小学使用着，学生只有二百多名，大部分教室都空置着。一些皮肤黝黑的孩子正在课间休息，见记者露出既好奇又友善的表情，大胆些的还和记者打招呼，用英语道“拜拜”。

　　为记者驾车的青年虽是华人后代，但汉语并不十分灵光。他曾在澳大利亚呆过一段时间，英语不错。交谈中得知，他的父亲是这里华人墓地的管理人，于是驱车前往。那是一片在绿树掩映中的墓地，密密麻麻立满了中国人传统样式的墓碑，其中有不少颇具规模；最气派的一座高高立在半山处，据说那里安息着一位来自澳门、生意很成功的华人和他的家人。

　　墓地管理人黎先生，五十多岁，一身黑衣黑裤，看上去精明干练，当地华人公认他对墓地的管理最好，不仅将墓园收拾得干净整齐，还为每座墓编了号码，建立了一本登记档案。根据黎先生自己写的小册子，这里最古老的墓建于中国清朝同治十三年即一八七四年，至今已共有一千四百座坟墓。

　　符孝勤告诉记者，一九七五年前，帝力的华人有近三万人，现在只有不到三千人。虽然伴随着东帝汶多舛的命运，华人也历尽痛苦艰辛，但他们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国家正式建立后，大环境好了许多，几年前离开的华人已有一些回来了。”

　　自机场驱车驶进市区，记者沿途所见──低矮简陋的住宅商铺，衣衫破旧的男女老幼，狭窄多尘的大街小巷──在在表明作为一个建立仅三年的新国家，东帝汶的恢复、建设与发展之路是艰难而漫长的。而今天接触的多位华人令记者感到，在此落地生根、经营发展逾二百年，四分之一与当地人通婚的华人，已对这个小小的岛国产生深深的眷恋，对它不离不弃，愿意为它的未来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