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装待发的抗日战士

伍皂旭

　　亲历者说

　　见到伍皂旭老人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老人91岁，正坐在松蒲博爱护养中心的门前晒着太阳。工作人员只是低声喊了一声伍大爷，老人闭着的眼睛猛地睁开，继而毫不费力地站起身，带着记者向活动室走去。

　　记者注意到，老人的胸前挂着一枚勋章，“这是军区前两年发给我的，这说明我是没问题的。”一句话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经人介绍，记者才明白，原来老人是当年随傅作义部起义的老兵，后又参加人民解放军南下。但在文革中老人受到不少迫害，所以他对这枚勋章的意义非常看重。

　　谈话开始后，记者明显地感觉到，这位九旬老人对当年那段烽火岁月的怀念和对自己传奇经历的自豪。

　　老人的回忆是从邓铁梅开始的。

　　与邓铁梅共同战斗的日子

　　邓铁梅，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九一八”事变后竖旗抗日，组建东北抗日自卫军，与辽宁境内其他抗日队伍遥相呼应，多次打击日伪军，令百姓广为称道。而伍皂旭当年就是邓铁梅的警卫员之一。

　　“我是本溪连山关人，说起来与邓铁梅算是老乡。我原来姓陈，叫陈书仕。‘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凤城上中学，事变发生后，书就没法念了，当时觉得日本人太可恨，就想找个机会和他们干，正好赶上原来当凤城警察局局长的邓铁梅宣布抗日了，我就找到了邓的队伍也参加了。进了部队，邓铁梅就让我当他的警卫员。

　　“我还记得是邓铁梅教我开的枪，他给我配的是双枪，那叫德国大镜面，就是常说的盒子炮，特好使。我当时就是揣着双枪，保护着邓铁梅。

　　“邓铁梅这人可厉害，个子不高，还有个外号叫邓豁牙子。他可真能打，枪法也准，抬手一枪肯定打中目标。日本人特别恨他，为啥呢，一方面他的队伍大，真和日本人干，另外还有个事：有一次日本人想和他谈判，意思是引诱他让他别打了，他也假装同意谈判，结果他把前来谈判的5个日本挺大的官都给活埋了。这日本人能不恨他吗，可这也真给我们提气啊。能不拼命打吗？”

　　不经意间，记者注意到老人的脸上多了两行泪。

　　“唉，可是毕竟咱们的枪不行啊，时间一长，日本人的武器，还有坦克什么的我们就顶不住了。后来我们就都分开了，化整为零地和日本人干。再后来到了1934年，我就听说邓铁梅被人出卖了，日本人抓了他。后来就杀了他，听说是在沈阳坐电椅死的，真可惜了。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能想起他来。”

　　勇斗“特务营长”

　　老人的回忆中，对一件事记忆得特别深刻，那就是在关键时刻，他的力挽狂澜，使得一个营近千人没有被诱骗投敌。老人在回忆此事时依稀还可以看到当年的风采。

　　“那时候好像是1933年，北京的抗日救国会派一个姓徐的人来，到我们这儿当了营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他是个日本特务，特意混到北京，然后到我们这来的。

　　“当时邓铁梅就挺怀疑他的，就派我到他身边给他当勤务员，其实也是为了监视他。果然，在那年的大年三十晚上，这个家伙带着他管的一个营出发了，当时谁也不知道他要把队伍带到哪去，就只好服从命令跟着走。后来我们走到距离大孤山还有五里地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不对，因为当时大孤山是被日本人占领的，那里的日本人特别多。

　　“那个营长在大孤山附近命令大家休息时就露出本来面目了，他让大家跟他投降，还许愿跟他过去的都能当官，不愿去的发路费回家。我一看这不是要瓦解我们的队伍吗，这还行？我就暗中观察战士们的举动，同时自己想着办法。

　　“我的运气还是挺好的，在部队里我们有一个三十六友，就是36个人结拜了，我是老疙瘩，而在这个营里有不少都是我的兄弟。其中我四哥就在私下里悄悄跟我说，这不行啊，咱不能投降啊。我也告诉他，你们就都听我的吧。我明白战士们的想法了。于是我趁那个营长不注意，我就把他枪给下了，别忘了，我那可是双枪啊。不过，那时我也小，而且不知道那个营长是日本特务，所以也没处理他，就把他放了，我寻思都处了挺长时间的，哪好下手。要是知道他是特务，我肯定毙了他。

　　“不过他也没跑了，不久以后，这小子又回来了，这下好了，他被邓铁梅抓住下令枪毙了。这事以后，邓铁梅大大地夸了我一顿。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呢。”

　　回忆这件往事，伍皂旭是自豪的，就连我们这些听众们的心情也是轻松的，但随后老人讲述的经历绝对是惊心动魄的。

　　双枪斗伪军

　　1934年，邓铁梅所率的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伍皂旭和几十名战友继续寻找抗日武装，并坚持战斗在这片白山黑水之间。但在日伪军的疯狂镇压之下，各路义勇军均告失败，伍皂旭和战友们的处境异常艰难，无奈之下，他们决定先躲进黑龙江的深山之中，再慢慢寻找机会。于是，一段更为艰险的经历开始了。

　　“我在辽宁这一片打出了名，日本人悬赏40块大洋买我的人头，我觉得自己还真值钱，那时候1毛钱能买10个大饼，40块大洋够一家生活好长一阵子了。我就是那时候改的名，改姓伍了。

　　“后来我们就跑到了黑龙江的一面坡（今尚志县）的山里躲了起来，那时挺苦，没有吃的，就在山上打野物吃，冬天打野猪，那时候野猪肉当饭，好不容易弄到的一点小米当菜。在那待了有一年多，觉得还是得出来，日本人不停地抓我们，我们的人也经常有受不了就当了叛徒的，所以我们就都从山里出来分开走了，就在那我还遇了一把险。

　　“那是一个夏天，我揣着那两枝盒子炮，在一座山间的小道穿了出来，可刚一上大道，我就吓了一跳，远处的一棵大树底下，躺了20多个伪军。这下我可为难了，我一个人，他们20多把长枪呢，我想我打了那么长时间日本人了都没死，不能死在这啊。想了半天，我看见旁边的菜地里有个老太太摘了一筐豆角，我就上去把她的豆角筐借来了，我把双枪往豆角堆里一埋，挎着筐就过去了。

　　“那边的伪军们当时都在那乘凉呢，他们的枪也都架在一起，根本就没注意我，可就在我马上就要过去时，伪军的一个小头目把我叫住了，对我一阵审问，后来他非要检查豆角筐，我一看，没法了，只好来硬的了，我一下子把筐里的双枪一掏，一下就把他镇住了，那些伪军还没反应过来呢，我就过去把他们的枪栓全卸了，然后往筐里一装，押着那个头就走，直到出了山，我才把他放了。”

　　自那以后，伍皂旭一直在寻找机会参加抗日队伍，在此期间，他又加入马占山的部队，辗转到新疆等地。直至后来他又参加国民党部队，负责通讯工作，解放战争中他随部起义后参加解放军，又为东北野战军的通讯工作做出贡献。解放后，伍皂旭复员被分配到沈阳工作，文革中受到迫害，后经平反。

　　当记者向老人告别时，伍皂旭正在认真地看着自己胸前的勋章，眼神里充满了对当年的怀念。

　　本报记者　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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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顾委委员、黑龙江省原省委书记兼省长、抗联老战士　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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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抗联老战士李敏

　　辽宁省委党校教授、“老八路”张一波抗联老战士单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