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长春7月6日电 （记者于晓华、邓喆倩）千百年来，“战争让女人走开”似乎是条规矩。然而，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多少刚强女性用她们孱弱的身躯与血性男儿共同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前不久被俄罗斯政府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的抗联老战士孙平就是其中的一位。记者最近采访了她。

　　孙平年届八旬，听力有些下降，但谈起抗日那段历史，娓娓道来，思路非常清晰。

　　“要革命就不能害怕，害怕就不要干革命”

　　孙平1918年生，黑龙江省宁安县人，13岁加入儿童团，一家都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家里就是抗日游击队的地下机关。1936年1月入党，不久成为抗日联军第五军部一名女兵，其后赴苏联学习，1938年10月任延安中央社会部机要员。1945年9月任宁安县妇联副主任，1949年1月任黑龙江省妇联组织部部长。

　　1936年正月，18岁的孙平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一名女兵。在去报到的路上，她和另外三名新兵被告知在一座老爷庙等抗日游击队来接他们。到了晚上，4人轮流在庙门外站岗。

　　庙门前有条河，几天前，孙平曾亲眼目睹一个土匪在对岸被打死。庙里的神像龇牙咧嘴，庙外野草丛生，西北风呼呼地刮。孙平站在黑黢黢的庙门外，眼前不断晃动着那个土匪死去的情形，心里直打鼓。

　　回忆往事，孙平说：“当时四个人中，除了二嫂28岁，其余都是十七八岁，怎么能不害怕呢？可是想想，害怕有什么用。要革命就不能害怕，害怕就不要干革命。结果一班岗下来，又冻又累，直打哆嗦。事后才知道，领导是故意让我们夜宿老爷庙，轮流站岗的，目的是为了考验我们。”

　　“大河就是我们的洗脸盆，大地就是我们的床铺”

　　与部队会合后，经过几天的急行军，终于到达了抗联第五军所在地密营。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打趣说：“大河就是我们的洗脸盆，大地就是我们的床铺。”

　　没有了家里的热炕头，取而代之的是用绳子把松树圈起来的营房和用桦木杆子搭起来的通铺。孙平介绍说，那时候地方不够，不论男女都睡在一个通铺上，战士们只能侧着身子，枕着口袋，铺块皮子，脸上盖着毛巾睡觉。第二天起来一看，营房四周和顶棚上都是白花花的冰霜。洗脸得跑到河边砸个冰窟窿，舀出冰凉的水洗。

　　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战士们虽然吃的是玉米面，穿的是粗布衣裳，每天仍然坚持和敌人周旋、战斗。孙平等女同志白天要参加军事训练，空闲时间要帮忙赶做军服，晚上还开展唱歌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绥芬河横铁索寒

　　1936年四五月间，为了有效削弱敌人的力量，抗联第五军接到上级指示，到黑龙江省东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出发前，孙平得知自己与其他8人将去苏联学习，与部队同时出发，过绥芬河后再前往苏联。

　　到达绥芬河时已经是9月底了。绥芬河地势险要，河宽水深，没有桥，只有一根铁索连接两岸。部队首长要求每人都编一个长方形的柳条圈，踩在脚底下，增加浮力。渡河前，周保中军长要求每个同志都要以革命利益为重，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意外，都不能出声，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开始渡河了，战士们十人一组，一个接着一个，抓着铁索，踩着柳条圈，一点点向对岸挪去。夜黑漆漆，静悄悄，听不到一点声音。突然，只听一声惨叫，一位随军朝鲜族老大娘没有抓住铁索，被河水淹没了。孙平不会水，心里越发紧张，手中握着的铁索好似千斤重，但想到首长的话，横下心来，向对岸走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生死较量，终于抵达了对岸。

　　相比男性，女性在战争中面临的问题更多。孙平说：“当时，许多女兵来例假时都把双腿泡进冰冷的河水中，这样一连几个月都不会来例假。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现在的条件，女兵处处都不方便，不得不那样做。”

　　驴背上的孩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不久，包括富振声、孙平夫妇在内的第二批干部队从延安出发开赴东北。从延安到东北，漫漫长路，几乎全靠两条腿和几头驴子。队伍行至林县一带，由于天太黑，忽然前面传令说有敌人。大家连忙把驴背上的孩子和牲口丢在路边，躲了起来。原来，事先在思想上就有准备：一旦发生意外，宁愿不要孩子，也要保护干部到达目的地。孙平老人说，那时，想到敌人来了首先遭殃的是孩子，心里跟刀绞似的，但也无能为力。一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才知道队伍脱节了，前面其实是自己人，这才松了口气。

　　“八千里路云和月”，最惊险的要数杨木岗一战。在去往鸡西的路上，担任这支干部队队长的富振声与有关同志商量后，决定取道杨木岗，不料中了叛徒谢文东、李华堂匪队的埋伏。部队边打边撤向林口县城。孙平说：“那时，子弹打得人抬不起头来，大儿子已经不见了，我也顾不得多想，丢就丢了，抱着女儿就跑。只听见子弹在我脚后跟嗖嗖地响。没想到自己能活着，后来，勤务员老张带着大儿子也回来了。”原来，老张把孙平的大儿子压在了身底下，这才保住了孩子的性命。

　　新中国成立后，孙平先后在沈阳和长春工作，1982年4月在吉林省民政厅副厅长任上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