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我当了一个月的准亡国奴

　　“我们的部队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94岁的韩立才很自豪地说，68年过去了，他依然以此为傲。

　　68年前，“七七事变”发生时，韩立才正在北平，他参加29军已经一年多了，在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做科员，军衔中尉。这个公署是在当时华北四省市(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的最高军事机关，29军军长宋哲元兼任主任。

　　韩立才精神很好，喜欢开玩笑，和他接触过的人几乎都会被他“开涮”，当别人叫他“老小孩”，并把这个称号对着他的助听器大声喊出来时，他会哈哈大笑，非常高兴地接受。

　　可是说到抗日战争，他马上严肃起来。韩立才亲历了“七七事变”前平津一带的紧张气氛，1937年7月底29军大部队撤退后，他还在北平滞留了一个多月，“做了准亡国奴”。

　　喜峰口大捷后，参加29军

　　1933年，韩立才还是家乡河北盐山县的一个小学教员，大哥韩立园在29军军务处工作，这年9月他去张家口29军军部看望大哥，在这里，他听到了“喜峰口大捷”的故事。

　　“1931年‘9·18事变’中，日军兵不血刃占据了沈阳，此后的日子里，如入无人之境地占领了东北。1933年3月，日军攻占了长城的喜峰口，29军奉命阻击。”72年过去了，韩立才仍然清楚地讲述出当时的背景。

　　当时的29军军长宋哲元为了鼓舞士气，写了“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手令，传达到全军。“日军因胜而骄，夜间都架起枪来，脱光了衣服睡大觉，29军探明了情况，组织大刀队夜袭。由当地老乡做向导，大刀队很顺利地处理了执勤兵，进了屋子砍杀日军，日军多跪地求饶，他们很迷信啊，认为砍了头升不了天，所以此后日军的脖子上都戴了橡皮箍。”

　　“这是‘9·18’以来国军首次打败日军。”这一仗使29军名声大振，南洋华侨、港澳同胞踊跃回国参加29军，至1935年分批到达北平的有100多人，著名的抗战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也因此战谱写出来并开始广泛传唱。

　　而韩立才也在1936年1月参加了29军，“喜峰口大捷鼓舞了我，另外，我的家乡盐山离宋哲元的老家山东乐陵只有30里路，要参军很自然地选择了29军”。

　　29军是西北军的部队，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西北军土崩瓦解，宋哲元、张自忠等将领群龙无首，张学良于1931年1月把这些部队收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6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全军两万多人。

　　这个时候，29军已经开始负责华北的防务，根据《何梅协定》，中央军不能驻守华北，29军事实上站在了国防的第一线。29军军长宋哲元同时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掌握华北的军政大权，而29军也扩充到10万多人，“这是他事业的高峰”，韩立才说。

　　“事变”前夜，北平局势一触即发

　　参军后的韩立才被分配到绥靖公署军务处，“拿笔不拿枪，但是对整体的局势会看到得多一些”，这时的北平局势很复杂，一方面，日本人扶持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驻扎的日军不断闹事，为进一步侵华制造借口；另一方面，日本人积极策动宋哲元成立华北五省自治政府，被宋哲元拒绝。同时，蒋介石给宋哲元的嘱托是，“国防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愈久，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宋哲元和他的幕僚便在“和”与“战”间徘徊。这些，韩立才在多年之后才看得清楚，当时的他看到的，就是“日本人欺人太甚”。

　　“日本人那个过分啊，光天化日之下在北平市警察局门口大便，到北平警备司令部门口的槐树上打鸟。两个机关的警卫人员和过路人怒目而视，义愤填膺，在当时的局势下，也只能忍气吞声。”

　　做这些事的日本人是浪人，“其实就是地痞流氓”。

　　日本军队也在不断挑衅。“从1936年夏开始，日军就在北平城郊搞军事演习，”韩立才说，“他们的步、骑、炮、坦克、装甲车等兵种，从通县出发，要经过北平市向演习地点推进，他们穿城而过，耀武扬威，市民对此愤慨至极。”

　　而士兵们也一心想着快点把日本人打出去，绥靖公署的一个卫兵对韩立才说，“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啊”？韩立才记得他说话的时候，气得直跺脚。韩接触的很多青年官兵都很急躁，“官兵们觉得日本人太疯狂了，先和他们干一仗，可能会老实一点”。

　　对于官兵的情绪，宋哲元很注意安抚，韩立才清楚记得他到绥靖公署讲话安定人心的情形。宋哲元说，“时局紧张，我希望大家沉得住气，日本就那么几千人，我天天派人监视他们，他们今天这里调动，明天那里驻防，都是虚张声势。打起仗来，我们这个军决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大炮，我们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们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去了，飞机大炮就没有大刀顶用。今后不管时局怎样，我宋哲元决不卖国，不当汉奸”。

　　局势已是一触即发。1936年末，中日双方在丰台已经有过一次交锋，双方都是演习结束，路上偶遇，彼此不肯让路，起了冲突，双方均有伤亡。经过谈判交涉，以“误会”了事。

　　宋哲元于1937年2月末请假回老家山东，职务由副军长秦德纯暂代。韩立才向记者感叹，“重压之下，秦德纯被日本人气得吐血”。

　　进入6月后，韩立才所在的绥靖公署办公楼都涂了迷彩，做好了防空洞，随军家属都限期迁回了原籍，做好了打仗的准备。

　　“6月开始，日军在北平近郊的演习越来越多”，韩立才说，这个时候，29军就会在同一个地点演习，“无论日军在哪里，29军就在他们两侧演习，有的军官称之为‘夹肉包式’的演习”。

　　那一天，正在绥靖公署值班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也是因为一次演习。“7月7日，我们得到情报，日军要搞实弹演习，37师做了应战的准备”，这一天，韩立才还在绥靖公署值班。

　　而那天，秦德纯宴请了文化界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人，交换对时局的意见。宴会晚10点结束，一个多小时后，象征着全面抗战的事变在卢沟桥爆发。

　　根据秦德纯的记述，7日11时40分左右，日方向他提出，他们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后整队时，29军向他们射击，造成一个士兵走丢，可能跑入卢沟桥前的宛平城，因此日方要到宛平城内检查。秦德纯拒绝这一要求，并说天亮后代为寻觅。8日凌晨，日方表示对秦的答复不满，派兵包围宛平城，要强行进入，此时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正与日军谈判。在卢沟桥驻守的原为37师的戴守义团，此时同一师的吉星文团刚刚接防，秦德纯指示吉星文，“宛平城与卢沟桥为我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9日后，双方均增加兵力，战事扩大。10日，日军提出停战和谈，认为这又是一个“误会”。

　　“在此期间，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发文赞扬29军的抗战行动，社会各界都声援29军，”韩立才说，“中共也发表号召全国抗日宣言，并声援29军的抗战，实际上，中共地下党很早就和29军一些军官有联系了，包括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旅长何基沣。”韩立才拿出一份在29军待过的中共党员名单，其中包括冯玉祥时期的李大钊和邓小平。

　　11日，宋哲元从山东回到了天津，找日本人和谈，希望继续保持以往的“和平”状态。蒋介石17日发表庐山讲话，宣布卢沟桥事变为最后关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他仍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

　　韩立才说，那段时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高层仍不放弃谈判的努力，而普通士兵们早已等不及要上战场了。韩立才所在的绥靖公署有很多科员是从部队来的，“我们天天问战况，议战争，感觉无比激动，我们科里的好多人，从中校到中尉都有，纷纷找处长报名，要求回到原来的部队参加抗战”。

　　29军的特色——大刀在公署里也很突出，“特务营请来了10多个磨剪刀的工人磨大刀，除去管饭外，每天给一元钱的补贴，磨刀工人听说是为了杀日本侵略军，都表示只要管饭就行了，不要补贴，特务营长说服他们，你们的家属也得吃饭，不要补贴不行。磨刀工人们兴致勃勃地干起来，几天之内就把全营的大刀磨得锋利无比”。

　　“形势急转直下，29军退了”

　　“这时候，年轻的士兵们都认为我们会胜利，他们轻敌啊，都认为喜峰口我们能胜，怕他干啥。日本人有多少人呢，拿大刀砍了吧，”回首往事，韩立才不禁感慨，“万万没想到突然来了那么大的变化。”

　　事隔多年，韩立才已经明白，那时29军虽然人多，有士气，有斗志，不怕死，但和日本军队比较，战斗力还是很弱的。“很多是新兵啊，训练不够，武器也没有，高射炮一架也没有。29军是地方部队，蒋介石不会给武器的，而宋哲元派人到德国去买武器，还没运到，战争已经打起来了。”

　　27日，宋哲元终于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28日凌晨，韩立才被大炮声震醒，这是日军发起总攻了。

　　“一打，赵登禹战死了，佟麟阁也死了，这下部队就更气了，国恨家仇啊，”韩立才说，“29军很团结，都是子弟兵啊，一谈起来，个个泪汪汪的，我在城里，听说佟麟阁死了，赵登禹死了，如丧考妣。”

　　这一天，“整个北平都行动起来了，宣传队、募捐队、医疗队、救护队、运输队等等在北平街道上来回穿行”。韩立才在街上看到一批批退下来的29军官兵，“每批不过几十人、百多人，精神很疲惫，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鼓掌欢迎，队伍刚坐下，递烟的、送水的、送点心的络绎不绝，有的群众请他们报告战况，带队的干部就即席汇报战斗经过”。

　　这天，宋哲元带着秦德纯等率大部队突围到了保定，并手谕138师师长张自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留守天津，几天后他也化装逃出占领区。

　　“报纸上登的，‘形势急转直下，29军退了’。”韩立才说，“我和同事看到了，都心情沉重，默不作声。”

　　滞留在北平的一个多月

　　大部队撤走了，可是韩立才来不及走，通道都被日军占领了。“据我所知，绥靖公署八个处1000多人中，宋哲元只带走了参谋处长、作战科长、情报处长，29军其他人滞留在北平的就更多了。”

　　韩立才和几个朋友一起住在友人家中，从南苑战场退下来的大哥韩立园也和他们一起，后来他们的叔叔也来了，“一家七口人，除了叔叔有行医执照外，其他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户口问题”。

　　韩立才马上到警察局去改户口，今天他依然感激当时的警察局，“警察局全部给留下的29军官兵改了户口，看着像商人就改成商人，看着适合做教师就改成教师，我改成售货员。他们很好，警察局本身也有问题啊，可他们还是给我们改了，8月8日日军进城前都改好了，几千人啊，这是了不起的工作”。

　　“这里可以看出29军和老百姓的关系好啊，留下的几千人，没有一个被告发的。”韩立才自认为“29军走了，老百姓很失望，可他们还是对29军很好，他们相信29军那么大的力量，不会就这么走完了”。

　　“我们在这一个月里天天着急，可是着急也没用啊，老百姓都劝我们，不要着急，说‘我们掩护你们’，我们白天很少出门，就晚上聚一聚，都是29军的聚在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办。”在北平的日子，韩立才和朋友们只能用平日的积蓄买饭吃，还好“物价很便宜，两块几毛钱一袋40多斤的面粉，一块钱100多个鸡蛋，而我们的薪水是36块”。

　　偶尔到街上买菜，韩立才发现，“青年妇女和女大学生在大街上几乎绝迹，有事上街的妇女，穿着特别朴素，有的还化装，打扮得又老又丑。日本浪人及便衣特务，随便坐人力车，上车后比比画画，哇哩哇啦，人力车夫听不懂，光挨打”。

　　大街上也很少见到日本兵，经常有一些军用汽车行驶在大街上，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日军和军用物资，有一次韩立才看到汽车上摔下一个日本兵，心里很高兴，“我想着摔死一个是一个，哪里知道那个兵很有弹性，掉下来一蹦一蹦的，这才明白上面拉的全是橡皮人，而另一次看到摔下来一个箱子，里面全是石子”，由此韩立才想到，“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兵力确实不多，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中国人，才这样变戏法”。

　　“也正是因为日本兵力少，主要精力都放在军事据点上了，才没人去抓人，他要是人多啊，我们29军也没这么安全。”韩立才也因此感到庆幸。

　　化装成商人逃出虎口

　　9月上旬，平津开始通车了。韩立才和朋友一行4人化装成商人登上了第二次列车，想着取道天津去寻找部队。

　　离开北平的火车上也是非常危险的。“每个车厢六个人检查，两头分别两个人，中间两个。检查主要是三个部分，看额头有没有戴帽子的痕迹；看手上有没有老茧，拿枪的老茧；然后浑身上下摸，看有没有子弹，枪。那个车上气氛很紧张，小孩子都不敢哭。抓到一个，车上的人都很伤心，觉得这个同胞没有了，放回一个又都觉得舒了一口气。日本人主要抓两种人，学生和29军战士。”

　　韩立才终于通过了检查，“一个日本兵对我说，‘买卖，买卖’，我也跟着附和‘买卖，买卖’”。

　　走出火车站的过程还要更艰险，“两排日本兵，持枪相向，刺刀只留下一个人走的空间，看着你的神色自然不自然。”

　　幸运的是，韩立才都通过了，到了一个老乡住的地方，“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可是发现我们少了一个人，我们一路上都不敢向后看，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丢的，我们都吃不下饭，觉得他完了。没想到晚上他竟然出现了，原来他长得高大，被怀疑是士兵，于是被抓走了，和一群北京大学的学生关在一起，学生同情他，都证明他是商人，日本人就把他放了。”

　　从天津，韩立才坐船到了烟台，再一次见到了青天白日旗，“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啊，可算是不做亡国奴了”。从烟台他们又找到了当时29军军部所在地河北泊镇，韩立才继续在军务处工作。

　　在这里，他从被打落的日本飞机上发现了一张日本军用地图，地图上绘的正是他的家乡附近的地形，这张地图让他惊叹，“它比我国绘制的万分之一地图还要精确，村落的位置、河流、道路走向都非常准确，连多少水井、多少人员、多少物资都有记载。日本这种深入异国调查研究，做得如此精确，不能不让人深思。”

　　为29军的战友收集撰写材料

　　辗转60多年过去了，韩立才依然对29军怀着深深的感情。94岁的他依然每天工作，收集、整理、撰写文史资料。这是他从1983年退休后就一直从事的工作，22年未曾间断。他的书柜里，分门别类放着六叠厚厚的材料，其中有喜峰口大捷前宋哲元写的“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复印件。

　　他最高兴的，是自己精神很好，“这也是整理材料、不断用脑的功劳”，有人恭维他能活到150岁，他说，“我只要活到110岁就够了。”而他津津乐道的，是用自己收集撰写的材料为战友平反的事。因为历史原因，29军一些官兵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被打为历史反革命，其中包括“七七事变”前夕驻守卢沟桥的团长戴守义和29军骑兵连连长陈振凯。上世纪80年代初，韩立才找到了他们抗战事迹的材料并寄给他们所在地的政府，接着他们被平反了。

　　22年来，特别是80年代，韩立才亲自前往全国各地几十个县市拜访了几十位老战友，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且依然和健在的战友保持联系，通信，或者偶尔见面。

　　提到29军的战友，他也会感叹，“不多了，越来越少了，北京还有一个，南京有两个，台湾有一个，美国有一个，邯郸还有一个，就是我”。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王吉陆

　　枪炮大刀决战卢沟桥

　　1937年1月间，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北平、天津两地举行大规模的分列仪式，寻衅意味浓厚，中国政府因内外条件趋于成熟，亦回以强硬的态度。6月25日开始，日军在北平近郊卢沟桥以北以西地区举行一连串的军事演习。7月7日夜晚，驻丰台的日军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率领下，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夜间演习。夜晚11时许，日军演习部队突称遭受中国军队射击，导致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搜查，同时又向丰台日军请援。当时驻守宛平之29军37师219团吉星文团长以时值深夜，恐生事端，拒绝日军入城，日军遂对宛平采包围势态。不久，丰台日军援部抵达，未待双方人员交涉结果，8日凌晨5时，得到增援的日军突然炮击宛平城，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双方于是在卢沟桥一带展开激战。遂爆发历史性的‘七七事变’，揭开八年抗战的序幕。

　　守桥士兵的番号是29军第37师219团第3营，士兵们穿着灰色棉衣、打着绑腿、提着步枪，身后背着的系有红色绸带的大刀是这支部队特有的标识。

　　战士们以卢沟桥护栏、望柱为掩体，坚守阵地，冒雨用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阻击敌人。威名远扬的大刀再一次发挥作用。

　　次日晨，日军以一个大队渡过永定河，从宛平城西迂回进攻；以一个大队从丰台镇方向向宛平城东门进攻，并一度占领了城外铁路桥，切断了平汉铁路。

　　入夜，中国第29军调动何基沣旅从北京西郊增援，从八宝山方向向占领铁路桥的日军展开反攻，而坚守宛平城内的中国军队一个营也出击支援，在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地域内双方整夜反复以近战肉搏争夺，终于在9日凌晨夺回了铁路桥等地。此后数日，日军一边以谈判争取主动，一边增兵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日军将关外的关东军紧急调至长城一线，并将天津、通县等地的日军重新部署，到7月30日先后有一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临时航空兵团等新军到达，使29军面临的形势日趋恶化，伤亡惨重，被迫撤出卢沟桥，北京、天津随即失守。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7月17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七七事变”的真正意义，就是中国人从这天起不再妥协退让。此后，无论形势多么艰难，中国人坚持不妥协一口气打了八年，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老兵档案 韩立才

　　1913年1月 生于河北盐山县。

　　1931年 到北京上高中。

　　1933年 回到家乡做教员。

　　1936年 参加29军，分配到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

　　1938年9月 考入中央军校16期。

　　1941年 毕业后到59军(29军38师扩编，初军长张自忠，张阵亡后为刘振三)参谋处任参谋。

　　1944年 任59军特务营少校营长。

　　1948年11月 在台儿庄附近起义，后升任团长。

　　1949年2月 到济南军政大学学习，6月到华东军政大学教员班进修。

　　1950年12月 到华东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工作。

　　1951年11月 到南京工程兵学校任教。

　　1958年 转业到邯郸。

　　1962年 到邯郸市金属公司任副经理。

　　“文革”中 受迫害。

　　1983年1月 离休，到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笔耕不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