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重庆晨报》一则报道如此“开篇”：民警冲入酒店内的保健城，一口气竟搜出上万枚避孕套———昨日，市公安局独家授权本报，揭秘今年警方“扫黄禁赌”行动的第一案：“6·13”开县沃尔顿酒店涉黄案。

　　对卖淫嫖娼行为固应依法处罚，但是对在酒店中发现避孕套却不宜予以简单抨击，更不应作为认定存在卖淫嫖娼行为的证据。如果避孕套被作为认定存在卖淫嫖娼的证据，则娱乐场所除了隐匿避孕套，更“安全”的办法无疑是不再使用，而这必定会对防止性病尤其是艾滋病的蔓延有所不利。

　　现在，我国艾滋病防治形势非常严峻，娱乐从业人员是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大力倡导在各国娱乐场所推广使用避孕套，我国从2000年开始也陆续选择一些城市作为试点，启动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项目”。

　　四川省去年还开始实施“蜻蜓计划”，在娱乐从业人员中组建“艾滋病教育者队伍”，专门为同伴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而推广使用避孕套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可以想见，避孕套如能在娱乐场所广泛使用，将会对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起到促进作用；反之，将非常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与深化。

　　为此，公安机关应当转变观念，更多地从艾滋病防治及人的生命权角度，来看待娱乐场所使用避孕套行为，不宜再像以前那样将发现避孕套作为认定存在卖淫嫖娼的证据，甚至还应像全国政协委员陈凌孚所建议的那样，对使用避孕套的娱乐场所适当减轻处罚。另外，媒体也不应仅对娱乐场所使用避孕套进行消极报道，而应营造一个相对积极的倡导娱乐场所使用避孕套的社会氛围。

　　卖淫嫖娼败坏社会公德，但其危害性毕竟不能与艾滋病的蔓延相比。这样，“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应成为惟一选择。

　　《江南时报》 (2005年07月07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