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上海合作组织的雏形“上海五国”成立的基本动力是缘于其成员国对于安全领域利益的共同需求，四年后，安全领域的使命有何变化，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许涛：四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领域合作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各成员国对综合安全理念不断认同的过程。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应对冷战结束后在传统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合力对付地区内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即三股势力的侵蚀因素；联手解决由社会性问题引起的非稳定性因素，即因为经济处于低谷而导致的社会治安恶化、反政府极端主义思潮的大行其道。

　　主持人：怎么理解您说的从反对“三股势力”的斗争转入到应对因社会问题引起的非稳定因素？

　　许涛：在传统的军事安全问题基本解决后，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地区内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活跃起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以不同形式销蚀着各国社会稳定和地区安全。于是，“上海五国”的安全合作主题及时地由军事安全领域转入反对“三股势力”的斗争。成为国际社会中最早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主要任务的国际组织，为保障冷战后的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努力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的深入，与之相关联的社会性问题又引起了各成员国的注意。苏联的解体，使原有国民经济体系遭到破坏，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经济受到致命影响，1991年到1996年，中亚各国的所有经济发展指标平均下降幅度在16－50％之间，科研和设计潜力下降了75－80％。尤其在工业基础薄弱、各类资源贫乏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因经济长期处于低谷，致使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保障困难、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社会治安恶化、极端主义思潮泛起、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活动大行其道，已经对各国社会稳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

　　主持人：因社会问题引起的非稳定因素是否也包括通常意义上论及的发生在中亚的“颜色革命”？

　　许涛：上述的社会问题的确成为近年在中亚发生的一些极端事件的诱因。如：今年吉尔吉斯斯坦3月事件中，南部奥什州和贾拉勒阿巴德州广大居民对国家独立以来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满，成为引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并导致暴力推翻阿卡耶夫政权的直接原因之一；今年5月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的暴乱，虽然有着境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组织、参与的背景，但费尔干纳地区经济状况的长年恶化，已经形成“三股势力”在这里滋生、发展的社会土壤。

　　主持人：这次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各成员国领导人将推动各国经济发展提高到了维护地区安全的高度，是否是新形势下的一次调整？

　　许涛：这其实就是对综合安全理念的理解，经贸方面的合作必须有稳定的安全局势做保障。早在1998年阿拉木图“上海五国”元首会议时，将地区合作扩展到经贸领域愿望就写进了《联合声明》。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晤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旨在20年里实现成员国间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并力促区域经济一体化。据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张德广秘书长介绍，上海合作组织正加速讨论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基金和银行联合体，以便为合作项目提供资金，并正在筹办上海合作组织企业家委员会，为推动欧亚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创造必须的环境和条件。在这次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各成员国领导人将推动各国经济发展提高到了维护地区安全的高度，并在共同宣言中明显指出“根据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及其落实措施计划，不断扩大经济合作”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提高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及应对其他挑战和威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