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记者陆洋、黄琳报道

　　郑和悲剧的现代启示

　　如何避免悲剧重演，这应该是郑和600周年祭的应有之意

　　同样是7月11日，同样是中国古代的木帆船，同样从太仓出发，到长乐驻泊，伺风开洋。台湾探险家徐海鹏召集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即将踏上郑和下西洋的航线。

　　他这个耗资1.5亿元、筹备6年的大型探险，受到了学术界、传媒界、企业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甚至还有外国公司已经与他联系，要购买行程结束后的“郑和帆船”。

　　六个世纪前，曾经风光一时的郑和，奉明成祖之命踏浪西洋，后因朝廷反对之声剧增，又被明成祖下令停止。之后，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担心后人步郑和后尘，甚至把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详细资料付之一炬。而此前，郑和在他的第七次终结之旅中，已病逝在印度古里。

　　他一定不会想到，600年后竟然会有“郑和八下西洋探险队”重寻他的航程，从越南、泰国到马来西亚、印尼，从沙特阿拉伯、伊朗到阿曼、肯尼亚，20多个国家、50多个港口，这一郑和路线又被走透。

　　“我是替大家圆梦的人。”徐海鹏这样说。这个“大家”包括了大陆、台湾和海外的所有炎黄子孙，当然也包括九泉之下的郑和。而这种圆梦方式多少带有悲怆。

　　中国曾经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舰队，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也这样告诉年轻人，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比麦哲伦早了多少年。可是，郑和的伟大航程并没有给这个民族带来真正的复兴，反而在炫耀了中华之物力之文明后，很快便陷入衰落。

　　这一衰就是几百年，由于闭关锁国，使中国丧失了制度文明的跟进机会，并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海洋强国的地位，和郑和相去甚远。

　　徐海鹏们的梦想让人们有了一个回看600年的视角，更重要的是，纪念的前提应该包括总结和反思。

　　下西洋的经济动力

　　15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明初的“永乐盛世”。明成祖朱棣不仅实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还修建了浚通大运河，编撰《永乐大典》。现在上海的松江当时已是中国纺织中心，江西景德镇则是全国制瓷业中心，矿业、冶炼业、造船业兴旺发达。

　　然而，永乐之前的丝绸之路已被破坏殆尽，开国皇帝朱元璋却实行海禁，使得商业交流近乎停顿。

　　在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恢复了繁荣的大明王朝需要将富裕的物资向外输出以换取所需时，朱元璋意识到“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便想与称霸中亚的帖木儿商讨修复“丝绸之路”，建立友好关系，但却吃了闭门羹，因为帖木儿认为“一山容不得二虎。”

　　面对蒙古大军随时可能通过新疆攻打明朝，面对计划中的北京皇宫和迁都，面对修筑长城与帝陵、疏浚大运河、编撰《永乐大典》等大工程的巨大耗费，永乐皇帝决定，开展“请进来，走出去”的国际贸易政策。

　　所谓的“请进来”，就是朝贡。朝廷派使节向周边国家传递信息，然后由外国按额定的舶货来进奉贡物，当然，他们交换走了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和金箔等。而“走出去”便是让郑和下西洋，到“经济大海”中主动开辟国际市场。

　　永乐皇帝慧眼选郑和为下西洋之领军人物，除了对他的信任之外，还因为郑和在内官监历练的对物品特有的敏锐眼光。内官监在二十四监中，地位仅次于司礼监，主要负责宫室与皇陵营建中的各种建材和宫廷中婚丧礼仪所需物品。

　　凭借中国上乘的货物和庞大豪华的商贸船舰，郑和所到之处无不大受欢迎。当时的中国船员惊讶地发现，马尔代夫岛上的一些地区，人们甚至不穿衣服，不吃粮食。当这些尚处在原始状态的土著人看到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水银、药材、锄犁、铁锅、书画，甚至妇女用的脂粉、针线，是否会认为郑和他们是天神下凡呢?

　　由此，中国货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抢手货，中国的钱币成为当时的流通货币，好比如今的美元，郑和的船舶也成为外国人到中国的惟一交通工具，而中国人讲究公平交易、互利互惠的贸易原则，成为国际文明经商的典范。

　　郑和去世的所在地印度古里，是该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当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路过此地时，不得不由衷地感慨: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纵在中国船只手中。

　　何止印度，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的贸易都在中国人的掌控之中。可以说，中国的海上“瓷丝之路”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和为贵”的独特外交哲学

　　经济实力是大国实力的象征，也可以被当作霸权的资本。随从郑和远航的船队上有数以万计的官兵，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可以所向披靡。

　　然而，当年的东南亚人民对郑和的到来并不畏惧，相反，把郑和奉若神明。

　　据史料记载，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曾航海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去朝过圣。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郑和也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所以他在东南亚地区还帮助当地人建立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教。

　　并且，还教当地人凿井、筑路、捕鱼，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在爪哇岛，人们将郑和奉若神明，将6月23日蜒当年郑和初来到岛上的日子作为节日，每年的这一天举国欢庆。

　　一时间，向中国学习成为当时东南亚地区社会的主流。据《明成祖实录》记载，当时“愿比内郡依华风”、“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还国”。各国纷纷派使节到中国朝拜，有些国王还亲自来华访问。渤泥国王麻那惹加纳乃就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体魄托葬中华”。

　　2003年，《纽约时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纪思道在东非肯尼亚沿海的一个原始村落里采访，还惊讶地发现当地有中国人的后裔，而他们的中国祖先很可能就是郑和船队中的水手。

　　不过，历时近30年的远洋航行，路途中也难免有摩擦。但每次郑和都“化干戈为玉帛”。这种不以强欺弱的大国气度实为难得。

　　在印尼，至今还流传着“麻喏八歇国六万两黄金”的故事。那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当时，该国的东王、西王正在内战。东王战败，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的船员上岸到集市做生意，被西王误认为是东王的援军而被误杀，共170人。

　　“爪哇事件”激怒了郑和部下的官兵，他们纷纷请战要报仇雪恨。郑和第一次远洋就遭此不测，眼见着一场大战即将爆发。西王闻讯十分害怕，特派使者谢罪，并愿赔偿六万两黄金以赎罪。

　　然而，当郑和得知这是一场误杀，而西王又如此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郑和在禀明皇朝之后，放弃了六万两黄金的赔偿，化干戈为玉帛，西王颇为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交通部原副部长、中国航海学会名誉理事长林祖乙对《望东方周刊》说:“许多史实可以证明,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掠夺,而是发扬中华民族睦邻友好的传统,创造和平环境,共享太平。”

　　道德感召遗惠至今

　　郑和出去后首先把明成祖的旨意带出去。船队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即“宣教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正朔”就是中国历法。

　　“表面上看，“颁正朔”不过是赠送中国历书给各朝贡国，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当中的内容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国人民在千百年实践中积累的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历书内容还包含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等，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北京大学教授何芳川说。

　　何芳川认为，在郑和那个时代，亚非诸国与中国之间，在文明梯次上的落差是很大的。郑和大规模船队的访问对那些国家形成了不小的文明冲击。

　　各地的“三宝庙”、“三宝垄”、“三宝井”都是人们为怀念郑和而专门修建的。同时，海外根据民间传说，命名了不少与郑和有关的有趣的名称，如泰国有三宝公鸡，印尼的三宝公鱼，又叫舢板跳鱼，把郑和当作海外华人华侨的保护神。

　　而古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亚海啸受灾国因担心美国乘虚而入，拒绝美军救援部队进入。由此可以看到郑和船队的道德感召力。

　　厦门大学教授李金明认为，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在东南亚地区就建立了一种中华文明的网络。郑和船队送给当地人礼物，鼓励他们朝贡，前后到达30个国家左右，从没有欺负当地人，侵占一寸土地。

　　而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老牌殖民者身上，无疑是吞并他国的最好时机，而中国人奉行道德礼仪至上。

　　中国传统观念上没有把人家土地作为殖民地的先例，明成祖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因此，郑和的远洋航行和西方地理大发现完全不一样。李金明说，地理大发现本身含有一个贬义的意思，往往伴随着殖民和掠夺。

　　“什么叫发现，难道你到达的地方就是你发现的地方，美洲肯定是印第安人发现的，他们一直就住在那里，但为何历史上总说是哥伦布等人发现的，为何不是印第安人?”

　　郑和没有掠夺，没有抢占土地，这和发现不一样。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的历史改变了。郑和最远到达了欧洲，东非，但没有改变中国的历史。反之，却是中华文明随之传播到那些地方。

　　中国官方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领导小组筹备办公室学术顾问、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时平说，中华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价值观是和平、交流、尊重和宽容。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也甚嚣尘上，借纪念郑和宣传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很有必要。

　　而且，郑和下西洋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已经很有成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经说过，中国威胁不可能，从历史上讲，中华文化就没有这样的传统。要侵略，600年前就侵略了。纪念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有助于宣传中国和平外交的政策。

　　郑和的结局

　　关于郑和下西洋突然的停止，有很多说法。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郑和船队有本身的弊端，例如船只数量大，人数多，所需的人力、物力太大，时间长，长期下去难以维持。

　　船队带出去的丝绸、瓷器在明朝时候都是官府供应，官府于是征调来各地服役人员到北京来制造，也就是“匠籍制度”。

　　劳作人员没有积极性，管理都是靠棍棒，货币发达后，用白银来雇工人干活，费用太大，官府工业萎缩，下西洋所用的货物供应就此打断。

　　更重要的是，地方和中央矛盾激化，其中福建、广东和浙江三省影响较大。每次朝贡船所带来的贡品都要经过这些地方运到北京，运费由地方安排，路途遥远，要民工挑。碰到农忙时候，很难找到人，给地方的经济造成较大的负担。

　　“所以，很多地方上奏朝廷，要求停止朝贡。”李金明说。

　　当北京的皇宫三殿失火后，朱棣以为是上天在惩罚他，于是开始停止一些不利于老百姓的措施，其中包括郑和下西洋。

　　时平认为，封建社会最为根本的是农业，是土地，是大陆。明清时期，封建专制加强，对贸易加以禁锢。

　　另外，还由于中国人对世界认识不一样，对海权的认识不同。“为何在郑和之前、之后都没有如此大规模的航海?”

　　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海陆国家，海权还是陆权重要是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问题。郑和航海只是明成祖对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种思考，这可以从明朝几代皇帝对海洋的态度上看出。朱元璋禁海，朱棣宽禁，朱棣的儿子禁海，孙子则宽禁。到了中叶时，由于海盗猖獗，才逐步导致了禁海。

　　更重要的是，李金明认为，郑和船队最终的停止关键是和国家的体制有关。

　　在他看来，很多人认为封建社会停滞不前归于海禁、缺乏海洋意识，这是片面和有偏见的。因为中国和日本相比，当时日本1639年就开始锁国了，时间长达200多年，1859年被美国人强行打开，就在这个时候，日本选择了改革，向资本主义过渡，自此日本开始发展起来。

　　从600年的教训看，海洋，是中国未来的战略所在。

　　郑和悲剧的现代启示

　　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故事还经常被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人们在其中看到更多的是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威风和异国风情的多姿多彩。但是，关于中国古代航海事业如何从郑和时代的巅峰一下子落入低谷，却很少体现。

　　有人提出，如果没有实行“闭关锁国”，郑和的航海时代是否就不会没落呢？他是否有可能比哥伦布先发现新大陆呢？中国是否可以由此提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走向?

　　中科院自然科学所研究员宋正海认为，如果没有闭关锁国，当时的中国也不会实现地理大发现，因为“地平的大地观”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而麦哲伦、哥伦布这些西方探险家却已经接受了大地是球形的理念。

　　此外，在研究郑和的学术界，也普遍认为这些假设都不能够成立，因为郑和所处的中国社会不具备这些条件。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马超群说:“中国当时的航海目的与西方不一样。中国当时为了炫耀大国之威，睦邻友好，采取‘厚彼薄此’的贸易手段，严禁民间贸易，导致国库亏空。”

　　可以说，作为当时的中国决策者来说，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同时，中国当时实行的大陆政策，决定了防御的重心在于北方蒙古人，粮食运输主要靠运河系统，发达的自给自足经济也不需要更多的外来品。

　　“而欧洲人则不同，他们正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出海远洋是为了到海外寻找资源和市场，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一直推动着他们向海外拓展，从而真正打开世界市场。而‘重农抑商’的中国封建王朝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时光飞逝到500多年后，中国终于又打开了国门，并由此重振国力。这一次，中国人弥补了郑和时代“重政治、重文化、重道德而轻经济”的缺陷，大力发展国际贸易。

　　20多年来，年均9.4%的经济增长速度，让世界惊叹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引擎，但也让居安思危者冷静地反思蜒这种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缺失和危机？

　　中国已经从不重视海洋的农业文明走向重视商业的工业文明，然而，人们也在担心，中国是否会走入另一个误区？

　　如果说，郑和时代因为缺乏足够的经济动力，被西方甩在了历史的跑道上，那么，如今中国在拼命追赶西方经济的同时，不应重蹈覆辙、顾此失彼，还应该重视文化的力量、道德的“软力量”。

　　如何避免悲剧重演，这应该是郑和600周年祭的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