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上旬的一天，家住北平南长街真武庙的小学生冯春明起床后，和院里的伙伴儿在门前的两棵大树下玩耍，忽然看见穿灰军装的国民党士兵三五成群地从门前走过。他们有的腿折了，有的手断了，有的相互搀扶着，有的把伤兵背在身上，有的还提着大刀片，陆陆续续往北长街方向走去。此前几天，冯春明曾听见从宛平方向传来隆隆的炮声。
冯春明后来知道了，那些散兵游勇是被日本人打败的29军，当时正在往北撤退。
这是现年77岁、家住永定门的铁路退休工人冯春明对抗日战争的最早记忆。
日本兵遍寻“花姑娘”
从1937年的这个夏天开始，冯春明时时看见穿着黄军装的日本兵在城里走来走去，他们家门前的两棵大树经常成为他们歇脚乘凉的地方。
秋后的一天，有一队日本兵从庙门口走过，其中有几个戴着领章和肩章，看样子是军官。有个军官喊了一声“妥八列”，大概是让大家休息的意思，士兵们就把枪往地上一支，散开了坐在大树下聊天。
有一个士兵跑到与冯春明家相邻的冥衣铺前，把门一推闯了进去，对着老板沈大爷高喊：“花姑娘有吗？花姑娘有吗？”沈大爷夫妇赶忙回答说：“没有，没有。”其实，沈大爷正好就有两个女儿刚成年，当时都在铺里，听见日本兵这么喊，赶紧从后门跑到冯春明家去了。
“当时街坊之间关系都很好，像一家人似的。”冯春明说，记得当时母亲见隔壁的两姐妹慌慌张张跑过来，忙问怎么了？沈家大女儿说：“我们家来日本兵了，好害怕。”母亲就把她们藏在自己家里，所幸那个日本兵没有再往里院看。
从那以后，只要一有日本兵来，两姐妹就往冯春明家跑。“打那时起，我渐渐知道日本人坏。”冯春明说。
军车撞死邻家小三儿
也是这年秋天，冥衣铺隔壁的绱鞋铺也发生了一件事。绱鞋铺的老板和冯春明家沾点亲，冯春明叫他二姨夫。二姨夫家有个小徒儿，叫小三儿，比春明大几岁。有一天，二姨夫让小三儿带着空瓶子上油盐店买东西，上了大街没走几步就让日军的汽车给撞死了。
二姨夫与人把孩子抬回鞋铺里，冯春明目睹了盖着被子躺在地上的小三儿。三天后，二姨夫不声不响地把小三儿拉到郊外埋了，谁也不敢去找日本人理论什么。
日本老师体罚学生
1943年8月，冯春明小学毕业后考上了铁路通信学习生，从此开始了在日本人严格管理下的学徒生活。每天早饭前，他要和同学们一起朝着日本的方向遥拜。
第一期培训地点在前门火车站二楼的一个学习室里，主要学习日语、中文和数学。
在这里，体罚是常有的事。冯春明班上有个舍监（老师）叫上原，个子很高，大眼睛，很严肃，平时常穿蓝色制服和黑皮鞋，大家都很怕他。有个周六，上原照例领着30多个学生勤劳奉仕（相当于现在的义务劳动），到铁路上去拔草。当时有辆火车在卸货，工人们扒开包，时时有些小枣、萝卜和白薯往下掉。学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天天连窝头都吃不上，看见掉下来这么多好吃的，就趁舍监不注意偷偷地抓几个往兜里装。
当时上原一声不吭，大家以为他没发现。但回到教室后，上原让学生排好队，中文日文夹杂着劈头盖脸地骂开了：“你们偷萝卜的干活！”
上原命令学生两两相互打耳光，每打一次问一声：“疼不疼？”孩子们摸着被打红的脸，开始都老老实实地说“疼”，上原就让他们继续打，直到后来说“不疼”了才罢手。有个孩子特别倔，一直都喊疼，上原把他提起来摔在地上。
师傅被抓肚子里灌水
9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冯春明穿上绿色的铁路制服，戴上印有火车飞轮标志的大檐帽，来到华北交通株式会社铁路局北平电气段上班。在这里，尚且年少的他目睹了日本人对中国工人的残酷迫害，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恐慌。
冯春明的师傅是一位叫孙耀的通信工。有一回，孙耀和另一个工人王芝香叫上冯春明去装电话。一行三人拿着两根5米长的铁管子，背着工具，坐火车到了东便门。两个大人扛着铁管走了，让冯春明在车站南运转室等着，但他们没走多远就被日本人带回了南运转室。后来冯春明知道，他们不是去装电话，是偷了铁管去卖。
第二天下午，冯春明被带到警务段，在审讯室外等着。他看到审讯室里的孙耀头低脚高地被绑在一条板凳上，嘴里插着水管。水流进去，师傅的肚子像气球一样一点一点鼓起来。到后来，水下不去了，从他嘴里冒出来。灌完水，接着又是电击。
孙耀被关了3个月，回来的时候，脸肿得人们都认不出他了。
人物档案
姓名：冯春明
年龄：77岁
职业：铁路工人
从1943年开始，冯春明当了整整60年的铁路工人。“七七事变”时他正在读小学，此后他经历了日军残暴统治下的北平生活。
但在战乱期间，冯春明一家和日本商人仙波一家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并且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以后。
如今，冯春明年事已高，但身体依然很硬朗。他和老伴住在北京火车南站附近清静的公寓里，明年老两口将迎来他们的钻石婚。
百姓交往
日本商人仙波一家
“日本的老百姓和日本兵还真不是一回事！”在冯春明对于战乱的记忆中，他怎么也无法把仙波一家和凶神恶煞的日本兵联系在一起。
日军入城后，冯春明家靠父亲摆摊过日子。1939年，经朋友介绍，一个富裕的日本商人仙波请父亲去他的商行当拨役（差人）。此后四五年里，两家竟然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仙波个子不高，有点龅牙，长得不起眼。他有一个车行，自己却很少坐车，总是骑自行车。每天回家以后，他把制服一脱，换上和服，叫一声“冯先生”，就用懂得不多的中文加上手势告诉冯春明的父亲需要做的事。
有一阵子，冯春明的父亲得了关节炎，不能去商行做事，仙波对他说：“冯先生，我帮你治病，你能不能让你的孩子来替你？”就这样，此后的半年里冯春明就替父亲在仙波家干活了。
每天早上，冯春明去仙波家打扫卫生，再帮着送一些业务单子，晚上烧烧水，活儿并不多。仙波很信任这个小拨役，家里的抽屉从来不锁。晚上干完活，他还让冯春明吃过晚饭、洗完澡再走。
冯春明父亲住院治疗的医药费都是仙波负担的，而且工钱照付不误。
仙波一家爱吃饺子。每到节日，不论是中国的节日还是日本的节日，仙波夫人会请冯春明的二姐和妈妈到他们家包饺子。仙波有时也会带着西瓜、日本年糕去看望冯春明一家。
日本战败后，仙波夫妇被遣送回国，带着在战争中阵亡的两个儿子的骨灰。
临走前，仙波把家里的收音机、缝纫机等都送给了冯春明一家。他知道冯春明爱学习，还特地给他留了一张写字台和一把硬木椅子。
多年以后，仙波的三儿子来北京开会，特地找过冯春明家。那时冯春明的父亲和大哥都已去世，他找到了冯春明的侄子。回日本后，他曾寄来一部录像机。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朱艳莹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倪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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