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中阿星的话

　　■ 厂方说法

　　“我待他不错

　　他怎么这么冲动”

　　工厂老板惋惜失足员工，医院证实伤者当场死亡

　　汕头市南里村的则凯织袋厂直到昨日下午仍未复工。郑老板说，经历如此大的变故，他感觉很累，想关掉这家小工厂。

　　曾目击凶杀现场的村民和则凯厂的一名工人，还记得当时的情景：7月7日晚上9点多，已经辞工离厂的阿星回到了则凯厂，想从主管阿章处取回他的身份证。“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不和。”这名熟知内情的职工说，阿星性格比较怪，经常因为工作不到位而挨主管骂，而阿星这次搞到要辞职离厂，他认为也和主管坚持要炒人有关。

　　阿星和阿章一前一后走进了临街的工厂宿舍时，恰好被一名路过的建筑工人看见，“两个人进门后铁门就关起来了，也没有听见里面有什么正常的响动。”10多分钟后，铁门被打开，阿星一个人走出宿舍，朝出村的方向走去。“他步伐正常，表情看不清但身形和动作一点都不紧张。”村民惊讶地说，直到昨天，他才知道阿星当晚离开，是在杀完人之后。

　　“我最早发现宿舍有人被捅了，打急救电话的也是我！”郑老板十分不愿意地回忆道，他看见阿章躺在地上，房间里没有其他人，但对于屋内的细节情况，他始终不愿提起。曾经探头进屋瞄了一眼的村民说，当时阿章躺在血泊中，好像伤口在脖子处。

　　潮南人民医院当夜有派出急救车赶往现场救人，据当晚跟车的急诊科医生说，他们出动的时间已经够快了，但是伤者身中致命伤，“我们赶到时他已经没救了，伤口在脖子处，应该是血管被割断了。”

　　潮南公安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说，他们当晚就成立了专案组来负责侦破该起命案，而就在当晚，专案组就已经初步掌握了嫌疑人逃窜的线索和路线，到7月8日，数名当地的民警也已经跟着阿星的足迹，一路跟踪到了深圳市，这名民警说：“幸亏他自首及时，因为民警已经掌握了他的行踪，如果是抓逃给抓到了，就没有现在宽大处理的可能了。”

　　记者与潮南公安分局一名办公室郑姓主任取得联系，希望能采访到办案民警，但对方表示目前案子仍在调查当中，还不能对外披露，但郑主任肯定地答复说，该案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阿星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天生的杀人犯，或是一个不小心犯了大错的孩子？在父母、在记者眼中，有他们的阿星。

　　“他从小就懂事，我们很放心”

　　阿星父母说现在最后悔儿子找“坏老乡”玩时没有及时阻止他

　　讲述人：阿星父母。13年前，阿星7岁时，阿星的父亲李国庆(化名)来深圳公明打工，10年前，阿星的母亲也来深圳打工

　　“我们父妻俩来这边辛苦打工，就是想让阿星和他弟弟过上好日子！”昨日李国庆接受采访时说。获悉阿星(化名)发案后，这样的好日子被彻底击毁了。案发当晚，李国庆接到了阿星老乡的电话，老乡在电话中告诉他，阿星行凶后逃跑了，其弟弟也因帮助哥哥逃跑被拘留。

　　担心阿星辍学后变坏，接他到公明

　　2001年下半年，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打架

　　“他从小就是一个安分、懂事的孩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李国庆不相信性情温和，从小就没和别人打过架的大儿子杀了人。

　　李国庆说，1985年10月，阿星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山岱屯，那里远离县城，村里的人很穷。那时，阿星的三个姑姑还未出嫁，家里人手多，种植了很多庄稼，还有一些水产养殖，“村民们还在住泥巴房时，我们家就建了砖瓦房，家里生活很殷实”。

　　阿星生下来时，不像其他小孩那样爱哭，他喜欢笑，加上小家伙长得很帅，屯里的人都喜欢抱他。7岁时，阿星被送进了家对面的小学，小阿星在学校里表现不错，“老师偶尔会表扬他，说他从不和同学打架”。

　　阿星读三年级时，母亲到深圳公明打工去了，家里农活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阿星的肩膀上。“他做得很好，是个小大人，让我们很放心。”阿星的母亲回忆说，每天放学后，小阿星不仅帮助年迈的爷爷奶奶做家务，农忙季节时，还帮忙用牛车运送化肥到田里，水稻收割时，亲自下田收割稻谷，“我和他爸上班很少有假，他让我们不要回去帮忙。”“他是个很小就懂事的孩子，我们对他很放心，也很欣慰。”

　　　 但由于阿星的成绩不好，读了初一后就不愿意读书了。2001年下半年，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打架，阿星的父母担心他受影响变坏，就把15岁的他接到了公明。

　　怕受责怪，阿星躲了四五个月

　　阿星自首时说，和“砍手党”待在一起时，“没和他们一起做坏事，只是给他们煮饭”。

　　在公明一家橡根厂分厂上班的阿星父亲，将阿星介绍进了橡根厂总厂上班。每天上11个小时班，工资每月四五百元。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后，阿星告诉父母，在工厂上班工资太低，要求换一个地方。不久，经老乡介绍，阿星进入了父母所在的橡根分厂，该厂的工作时间一样每天都是11个小时，但收入却有七八百元，且包吃住。

　　阿星在分厂工作一年后，与他同在一个车间上班的姑父杨先生发现，阿星开始不安分工作，时常请假出厂。杨先生说，他打听到阿星去找在公明混的同学、朋友和老乡，“这些人要么是因为没有文化或是身份证找不到工作，要么是嫌工厂上班辛苦不愿上班，而在外面以抢劫为生”。

　　他找到了阿星责骂他，并劝导他离开这些“坏同学”、“坏朋友”、“坏老乡”，阿星没有吱声。

　　阿星的父亲听说后到处找阿星，“但他可能怕我们怪他，他就一直在外面躲着，彻夜不归，虽然他就在公明，但我们却不容易找到他”。等到他和妻子上班后，阿星才悄悄地“潜”回住处，和姐姐、弟弟相聚。

　　阿星躲父母大约有四五个月，这段时间的阿星怎么过的？昨日，阿星自首时说，那段时间他都和“砍手党”待在一起，“但我不和他们一起做坏事，只是给他们煮饭”。“砍手党”成员抢劫获得战利品后，都会带上他出去吃喝和唱歌，“有时他们还会跟我讲行凶的情节”。

　　四五个月后，阿星的父亲通过老乡，终于找回了阿星，父母的责骂让阿星清醒了起来。去年下半年，阿星的父亲通过在汕头潮南的老乡，将阿星安排进了一家织袋厂工作。不久，阿星辍学的弟弟也被安排进这家工厂。

　　李国庆说，几天前大儿子的师傅还给他打过电话，“他说阿星很安分，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让我放心”。

　　但前晚，汕头老乡告诉他阿星出事后，“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整个人都站立不住”。他赶往工厂准备将“噩耗”告诉妻子，“宿舍到工厂不到一公里的路我却走了大半个小时”。 获悉儿子出事以后，李国庆和妻子一直没有合眼，李国庆的妻子整日以泪洗面。李国庆的妻子说，她与丈夫打工存了8万元钱，两年前跟亲戚借了两万元，在村里建了唯一的一栋两层小楼，“那是我和丈夫建给他兄弟俩结婚用的，村里的人都羡慕的不得了”。“现在我们夫妻俩感觉主心骨都被抽掉了，生活忽然没有了任何意义……”李国庆的妻子哽咽着说。

　　“我现在最后悔，他请假跑出去和那些‘坏老乡’玩时，我们没有及时阻止他！”李国庆分析说，“他的冲动还可能与他和‘坏老乡’相处时，被影响了有关。”

　　讲述人：傅剑锋(原南方都市报记者，现南方周末记者)今年1月因为深入砍手党的家乡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采访，认识了当时在家乡养病的阿星

　　他们的苦难，也是我们的

　　我和阿星因为采访砍手党而认识，他当时在老家养身体，给我的感觉是，这是个善良的人。但是他当时说的一些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也许有一天，我被老板辞了工，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也许我也会去抢的。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认真，曾经让我久久难忘并写到了稿子里。后来他和我保持着联系，我一直试图帮助他，就是因为我看到他处境的危险和他内心的挣扎。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我不是一个记者，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负责任的人来看。作为阿星，在砍手党群体包围里长大的他，如果没有一份正常的合理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没想到，当初的话真的应验了。我给他找过工作，可是我的能力有限，没能帮到他太大的忙。到最后，我仍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到现在，我都觉得内疚。

　　阿星的悲剧，我非常难过。我想表达两点意见：阿星不是天生的犯罪人，而是他生存的环境改变了他。这几个月，我看到了他的挣扎和心理历程。对这么一个人，我们无能为力，当然他的悲剧也不是说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他们的苦难不是他们个人的，也是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他们，因为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你不去关心他的时候，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

　　第二点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觉得道德伦理高于报道本身。我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他并劝他自首，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已经离开南方都市报，如果我不告诉都市报，先去稳住他，自己再过来，可能我会做一个大新闻，可是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通知南方都市报的同行，赶紧去稳住他陪同他自首。我想，这个时候，我首要做的是负起一个人的责任。

　　我们父妻俩来这边辛苦打工，就是想让阿星和他弟弟过上好日子！ --阿星父母

　　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你不去关心他，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记者傅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