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山西的经过

　　七七事变发生时，我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八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添设六个部，为保密起见称为第一、第二……第六部。最先成立的为第一部，主管作战，任我为部长。其余各部以后陆续成立，但名称不保密了。我被任命为作战部部长，并非因为我有什么指挥作战的才能，而是因为那时李宗仁、白崇禧尚未到南京来，蒋介石对各方面的联络还需要我戴着这个头衔去奔走，我不过是出场跑跑腿而已。九月，敌先后侵占大同等地。蒋介石要我到山西去看看，同阎锡山商量以后的作战计划。

　　大约是九月二十日前后，我到达太原。那时八路军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增援，我在山西饭店碰见不少八路军的高级将领。阎锡山在雁门关的岭口设立行营，亲自到前线坐镇去了。我到岭口找阎。跟阎锡山在一起的有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绥靖公署参谋长朱绶光，还有一个是第二战区军法监张培梅。我把蒋介石的话转告他们，并说：“蒋委员长认为山西是多山地区，易于防守，而且晋绥军对防守也有很好的经验，务要将山西守住，控制平汉铁路的西侧面，不让敌军沿平汉铁路南下渡过黄河，进而威胁武汉。”阎说：“中央的指示，我很清楚，也很同意。我在抗战前，在山西境内各要隘及太原城北郊，都作了一些国防工事，也就是为了保卫山西。”

　　他又说：“大同的撤守，是战略上的自动放弃。我同委员长的指示一样，要死守住东起平型关，中经雁门关，西至阳方口之线。”阎锡山还说，他认为非大赏不能奖有功，非大罚不能惩有罪，所以对放弃天镇、阳高作战不力的军长李服膺必须枪决。其实李服膺是阎的亲信，当初阎是想袒护李服膺的，但在群众愤怒要求之下，加之军法临张培梅力争，阎不得已才枪决的。

　　阎锡山还说，照他的判断，敌人必先取得山西，然后沿平汉路南下。如果平汉路方面，能在保定以北（当时保定附近我军尚未南移，但前方的卫立煌、孙连仲已后撤了）挡住敌人，敌人光从大同方面进攻雁门关，尚易抵御。如果保定、石家庄不守，敌人必然进攻娘子关，从东北两方面包围山西。

　　判断日军对晋北方面是主力的进攻，平汉路方面是助攻。晋北方面现在只有晋绥军和八路军，兵力尚嫌不足，不能兼顾娘子关方面。为确保山西起见，尚须加调中央军来山西协同作战。

　　我同意阎的说法，答应回南京后向蒋介石去说。当然，我在回京途中的时间里，他也立刻打电报向蒋介石请求。

　　临走时，阎还对我说：“我坐镇雁门关，决不后退。你报告蒋委员长，放心好了。”我见在那里没有什么事，也就回太原转返南京。在石家庄见到平汉路方面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刘峙、徐永昌（他任什么名义已忘）、林蔚（军委会高参），知道卫立煌部和孙连仲部都已沿平汉路西侧地区后撤，战事正在保定附近进行。石家庄是准备于保定失守后的又一防线，这就是战略上节节抵抗的部署吧！

　　在石家庄，忽然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好消息。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打了胜仗！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战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那时我仍兼着湖北省政府主席，就从石家庄直回汉口，把省政府的职务交给秘书长卢铸代理，然后乘船去南京。我把山西的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后说：“阎百川虽决心很大，但他自己同一些老人坐镇雁门关也不是办法，应该有个长久计划，山西才能确保。”我还说：“平型关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日军还在继续不断增兵，山西以后的困难必然是很多的。”蒋介石忽然问我说：“你到山西当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帮帮阎百川的忙好吗？”当时我想：这个问题很不简单，蒋固然是想我去山西帮帮阎锡山，其实也就是他想在山西插一手。我和阎锡山以往就打了不少交道，在这时候他不会拒绝我的。同时我也想起，作战部在蒋介石作风之下，不过是承转命令的机关而已，而且陈诚一起首就有电报反对我，说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样做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我说：“委员长考虑很是，我也愿到那里帮百川的忙，但要求委员长先征得百川的同意。”后来阎锡山回电虽同意了，但是有条件的，他推荐与他有历史关系的徐永昌继任作战部长，蒋介石也只好同意。

　　娘子关战役

　　我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前后离开南京到山西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我到石家庄时，已不是前些时听到平型关大捷喜气洋洋的样子了。敌机连日轰炸车站和市区，破坏得很历害。国民党军队由保定之线稍事抵抗即行撤退，想在石家庄以北沿着滹沱河、平山、正定、藁城之线布防（右翼至何处记不很清楚）。那条线上，据说曾做了一些国防永久工事，但因时间的关系并未完成，有些水泥尚未干燥凝固，模型板都还未拆呢！

　　孙连仲部在藁城以西布防，他的右翼似是商震部宋肯堂军，孙的指挥部就在石家庄以西十多里铁路边的小村子里。我到那里去看他，并在那里吃了一顿午饭。我问他情况怎么样，能支持多久？他说他的正面现在还平靖，日军攻击的重点似在右翼，已开始炮击了。炮声隆隆，隐隐可以听见。他说右翼能经得住这轮炮击就很好了。那时孙部尚未奉命调入山西，我到入夜才乘车去太原。

　　我到太原时，阎锡山已把设在雁门关岭口的行营撤回来了。他把撤退的原因告诉了我，说：“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 个胜仗，迟滞了敌人的前进。后来，敌人的援兵到来仍然从平型关方面突进。此外，敌人又由阳方口方面突破，虽未大力攻击雁门关正面，但已处在左右包抄的形势，我军遂不得不全线后撤，打算在忻县以北数十里的忻口镇布置战场进行决战。”他又说：“中央调来的刘茂恩、高桂滋部已到平型关前线作战，现在又调卫立煌全部和孙连仲部、裴昌会部来晋北参加忻口会战。忻口正面狭小，左右两翼都不易为敌人包抄，以晋绥军全力及中央各军当正面，八路军在敌人侧后活动，晋军的炮兵有十个团（周玳是炮兵司令），都集中在那方面使用。”照他的部署和听他的口气，必定能在忻口战场把日军予以歼灭。

　　我问到娘子关方面的情况。他说，平汉路方面如能在石家庄之线守得住，敌人自然不能进攻娘子关；即使石家庄之线守不住，而平汉路正面我军能与敌人保持近密的接触，敌人如西攻娘子关，平汉路我军就侧击敌人的后方，也是有利的。他又说，娘子关以北至龙泉关之线，已调陕军冯钦哉两个师和赵寿山一个师（是杨虎城的直属师），又调中央第三军曾万钟守娘子关以南九龙关、马岭关之线（娘子关不含）。他所说这些部队的调动，都是在我上次来太原之后和我再来太原之前的时间里，由蒋介石与他直接商量决定的，所以我不很清楚。

　　在忻口和娘子关战事未发生之前，我每日必同阎锡山及少数高级人员在太原的一个比较坚固的小防空洞里躲空袭。

　　那时敌机每日必有一次或两次轰炸太原。每次在防空洞里，必见到一对年纪较轻的夫妇。当初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知道是托派张慕陶，改姓马，是阎的参议。我心里很奇怪，阎锡山为什么与张慕陶这样亲密呢？张慕陶为什么要改姓马？我当时一直不明白。

　　大约是十月五日左右，石家庄的电话不通了，而忻口大战正在部署，尚未开始，我对阎锡山说要到娘子关方面去看看情形怎样，好作处理，他很赞成。

　　我同从南京带来的高级参谋陶钧、裘时杰、徐佛观等到了娘子关外井陉车站，由车站电话叫石家庄，叫不通；叫获鹿站，也不通，显然获鹿也可能被敌人占领了。我登上车站南方的高地展望，拥挤在车站附近的，有正待上车的孙连仲部队（一部已转到太原附近），和好些由石家庄、获鹿拥来避难的群众。当时群众对敌人是敌忾同仇的。有人捉获一个据说是敌人的便衣侦探，扭送到我面前来。老乡们说这人说话既不是本地口音，装束也不象本地人，而是初学说的东北话。

　　我叫徐佛观用日语审讯，原来是一个日本人化装的侦探，就在高地上把他枪决了。敌人便衣侦探既到了那里，敌人的队伍也就离那里不远了。

　　当晚我回太原把情况告诉了阎锡山。我说：“娘子关方面情况相当危险。第一是正面布置得太宽，北起龙泉关，南至马岭关，从地图上看就有一百五十余公里，只有五个师（陕西军三个师，第三军两个师），都是一线配备，没有重点，也没有机动部队。敌人如突破一点，则全线都要动摇，尤其是尚未指定统一指挥的人。我料石家庄我军南撤后，敌人必以主力向娘子关进攻，策应忻口的会战，以少数兵力压迫南撤的我军。我军在平汉线上屡次溃退，即使是少数敌人也很难对它进行反攻，以牵制敌人主力向娘子关进攻。我建议把孙连仲部调回娘子关方面，作为预备队伍。”阎同意我这意见，遂把孙部调回娘子关作为机动部队。

　　阎问我这方面归谁统一指挥，我说就由孙连仲负责。阎说：“冯钦哉、曾万钟两个都是老军务、老资格，孙连仲虽然资格也很老，但对冯、曾两人平时没有很多的关系，指挥一 定有困难。”他想了想，问我可否担任娘子关方面的指挥？我当时虽然知道有许多困难，也只好答应了。

　　阎锡山在山西境内的重要地区已筑有国防工事：一是以太原为中心向北以至雁门关一带各隘口；一是以大同为中心东至阳高、天镇。这些国防工事是孙楚主持设计的。一九三 六年我因西安事变，南京要我到山西去找阎锡山出来调停时，孙楚曾陪同我去参观过太原北方三十余里阳曲湾一带的工事。照我看，他们为了节省经费和材料（主要是钢筋和水泥），有些掩体都比较单薄，而且纵深也不够。正面有多宽，我不清楚，通信设备更未完成。娘子关方面的工事，在他们看来是次要的。何以见得呢？因为当雁北战局已很紧张时，而晋军新编第十团尚在那里赶筑工事。

　　十月中旬，我乘车去娘子关方面指挥，除了我由南京带来的高参陶钧、裘时杰、徐佛观和两三个副官之外，还有阎锡山拨给我的无线电台和电务人员，此外由广西拨给的卫队两百多人。这个卫队的武器，步枪是军政部发的，机枪是再三向阎锡山要才给我的。我最初问他要时，他说兵工厂已停工，太原库已无存，后来给我的那九挺轻机枪据说是由临汾调回来的。

　　我当晚到了娘子关，找到师长赵寿山了解情况。他说正面尚未有敌情，他这师有五个团（加上补充团为五个团），光守娘子关正面问题不大，可虑的是左右两翼，尤其是左翼冯总指挥（第二十七路军）尚未取得联络，右翼友军既不知是哪个部队，更未取得联络。我告诉他，右翼是中央第三军曾万钟部，已经把孙连仲部调了回来作总预备队。他说，这样就很好了。他把布防情形报告了我，以主力扼守关口外的雪花山，其余则布置在铁路两侧高地。雪花山守得住，也就是娘子关守住了。万一雪花山守不住，关正面仍可扼守的。

　　我转回关后三十余里下盘石车站附近的指挥部。这个指挥部依山靠河（小河通出关外），军用地图上叫做磨河滩，是一个双口窑洞，是国防工事构筑的拟定的指挥地点。在那里，除了一个双口窑洞之外，一无所有，更谈不上什么通信设备了。在整个娘子关战役中，通信就赖正太铁路的电话线和一 些乡村电话线以及无线电台。

　　我把那位晋绥军新编第十团的白长胜团长找来，问他这方面的工事情形。他说，这方面工事构筑的时间比太原以北晚得多，材料也欠缺，而构筑力只有他这一团，兵员名额也不足，虽然尽了全团的力量，只能做到这个地步，请副长官原谅。我听了，也无可奈何。在娘子关方面虽然筑了一些炮位，但大炮一门也没有。

　　我要无线电台向冯钦哉取联络，但一直到娘子关失败，都未联络上，原来他没有将电台架起来，所以他那方面的情形如何，无从知道。我想冯钦哉所以如此，就是要避开上级赋予他的作战任务。据我当时及事后知道，娘子关左翼是没有什么敌情的，如果敌人知道这个情形，由平山向六岭关进攻，一定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太原和忻口之间截断了，比之进攻娘子关省力很多。

　　大约是十月二十一日的上午，娘子关正面发现敌情了。敌人是川岸兵团，由井陉方面进攻，自然是赵寿山师首当其冲。

　　我屡次打电话问赵，他都回复我“守得妆。赵师所以守得住，是由于赵部官兵的努力勇敢，而日军进攻娘子关正面不是主力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娘子关正面，直到右翼溃退，赵寿山师才不得不撤退了。这是以后证明的事实。

　　日军川岸兵团（由第二十师团和一些特种部队组成），以一部攻击娘子关正面，而以主力向娘子关右侧循微水、南漳城前进，进攻旧关（也叫故关）。旧关方面的发现敌情比娘子关正面迟了一些。那里是赵寿山师与第三军防线的接合点，在战线上是薄弱的环节，所以日军先头一举即占领旧关。第三 军也曾增加兵力反攻，以图恢复，军长曾万钟也亲到前线督战，却无能为力。那里距我的指挥部只有三四十华里，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高参裘时杰、徐佛观带给曾万钟，并视察战况。这封信的大意是要他鼓励官兵不惜牺牲、奋勇杀敌、恢复旧关。曾万钟虽然亲到前方指挥，屡次反攻，日军兵力虽不大，却扼险死守，终未能把它夺回来，成了暂时相持的局面。

　　日军得到后续部队的增援，即再行攻击，把第三军那里的战线冲破一个缺口。敌人以一部向南压迫第三军，以主力向北，企图占领下盘石车站，截断娘子关的后路。次晨敌军已迫近我的指挥所的后山。我当时手里除了两百多名卫士之外，没有掌握什么部队。适孙连仲部尚有第三十师的一个旅，在附近车站候车运太原，而尚未知道孙部要东调的计划。我找到旅长侯镜如，要他增加上去阻止敌人。侯虽没有奉到直属长官的命令，对越级指挥的命令却接受了。侯镜如旅上去后总算把敌人顶住了。同时我命令娘子关正面的赵寿山师向井陉出击，以阻止敌人后续部队向旧关前进，扩大缺口。但赵师出击的结果不好，反而把关外的要点雪花山丢了。赵寿山向我报告，说他的部队损失很大，但决心死守娘子关和正面铁路线上的要隘。这样，敌人遂将攻势转移到旧关方面，扩大缺口，侯旅伤亡很大，亦被冲破。恰好陕军原杨虎城的教导团，由团长李振西率领到来。这个团的官兵约有两千余人，士兵有许多是青年学生，是杨虎城当时想扩充军队作为下级军官之用的。西安事变前，有些共产党员曾在这个团里当教官，所以士气昂扬，团长李振西也很勇敢。我即命令该团由下盘石后山向前进的敌军迎击，由上午八九时接触，战斗至下午四时，总算把敌人顶住了。该团伤亡很大，收容下来仅剩五六百人，团长李振西也负了伤。

　　孙连仲率领第二十七师（他的主力部队）和其他部队白天乘车东运，沿途被敌机轰炸，伤亡不少，午后才到下盘石车站，当即增加上去，把这条战线稳定下来。这时我将战线予以调整，娘子关以北仍由冯钦哉负责，虽然他一直不架设电台与我取得联络，但那方面尚无敌情，也只好如此。娘子关正面，要赵寿山师缩小防线，沿铁路扼守。那时正面的敌人已转到旧关方面了，顾虑不大。孙连仲部担任旧关方面的防务，这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并希望孙能夺回旧关。曾万钟第三军布置于旧关之右九龙关、昔阳方面，而该方面自旧关战后就失去了联络，情况一直不很清楚。

　　孙连仲部增加上去之后，首先将敌人压迫回到旧关附近，但旧关仍在敌手。那次战斗虽在某些地方把敌人压迫包围在山沟里或村庄里，但敌人不肯投降。我出了大赏，俘虏一个日本兵就赏大洋二百元，而孙部解上来的俘虏仅有两个。据说俘虏日本兵固然不容易，即使俘虏到了，稍不注意，他们就自杀，这是他们武士道教育的结果。记得有一天，一个被打散了的日本兵，乱窜到我的指挥所附近来，四周都被我军包围，他仍不投降，一面放枪一面乱跑，只好将他打死。有一次我悬赏五万元要孙连仲派一营人夺取敌占的旧关某要点，他指定第二十七师的某营担任这个任务，并宣布我的悬赏。那营长慷慨地说：“赏什么罗！军人以卫国为天职，即令牺牲了，只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在哪儿立一块碑来纪念我们这群为国牺牲的人就满足了。”后来那个要点仍未夺回来，那营长和大部分官兵都牺牲了，剩下的不到百人。可惜那营长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

　　这时冯钦哉部队仍不知消息，曾万钟方面也失去了联络，战况不明。由于孙部的增援，旧关方面的战局得以稳定了一 些日子，但是要持久仍是困难的，因此我要回太原同阎锡山商量下一步的办法，并把指挥所撤至阳泉。

　　我把娘子关方面的战况报告了阎锡山。我说：“娘子关方面冯钦哉部显然是有意规避作战，曾万钟部情况也不明了，铁路正面虽不是敌人攻击要点，赵寿山师也已打得很残破了。攻占旧关的敌人，虽有孙连仲部暂时顶住了，但敌人必定会陆续增加。他们攻击的目标，必是孙连仲与曾万钟两部的接界点，向昔阳、平定方面突进，企图占领阳泉，截断正太路，包围娘子关和旧关的我军，威胁太原。我要求从忻口方面抽调一些部队增加娘子关方面，以免影响忻口方面的会战。”

　　阎锡山把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忻口战场，而对于娘子关方面起初是不很注意的。他总以为平汉路上的石家庄可以维持若干时间，娘子关方面就没有被攻击的顾虑；即使石家庄之线撤退，平汉线上的我军仍可牵制敌人向娘子关攻击。他料不到石家庄丢得那样快，更料不到敌人不顾平汉路我军的牵制，而以主力进攻娘子关。其实平汉线上的守军自石家庄一 退，就退到安阳，仅在漳河南岸防守，完全不起牵制敌军的作用，所以娘子关战役自始即处于疏忽被动状态。

　　阎锡山考虑了一会说：“川军邓锡侯集团军已奉令调来山西，先头部队已到达风陵渡，渡河后即可由同蒲路乘车北开，预定是增加娘子关方面的。”我说：“时间来得及吗？”他又考虑一下说：“忻口方面担任正面作战的部队，是不好抽调的。”

　　我次日即赶回阳泉，驻在阳泉煤矿局。一两日后，昔阳县打来长途电话，报告敌人已迫近昔阳，要我派军队堵击。这显然是敌人已由我们右翼突破，平定阳泉（阳泉属于平定县）就是敌人进攻的下一个目标。这时（大约是十月二十三 日）恰好川军先头某师曾苏元旅到了阳泉，我就要他向平定、昔阳方面阻止敌人。四川军队的枪械很差，不但缺乏轻重机枪，连步枪也都是川造的，打了几十发子弹就要发生毛玻曾苏元率领所部连夜向平定、昔阳方向出发，次日就遇到敌人，战况怎么样，以后一直不清楚。

　　这时我手里除了一个卫士队之外，别无其他部队可以指挥。敌人如果攻占阳泉，不但威胁太原，也就将我正面的孙连仲部与赵寿山部的后路切断了。我当时决心把正面的孙、赵两部撤回阳泉。其实孙连仲在没有我的命令之前，已自行撤退到阳泉。次日，孙连仲到了阳泉，说敌人由他右翼突破，一 定向昔阳方面压迫，大部转而向他的右翼包围。他部各师伤亡都很大，不能不撤下来。我问赵寿山部的情况，孙说不清楚。

　　我这时候能指挥的也就只有孙连仲这部分军队，我要他在阳泉收容整理，再从事抵抗，阻止敌人进攻太原。我的指挥所就在这时转移至寿阳县城铁路南侧的半月村。在那里驻了几日。这时遇到八路军刘伯承师的队伍，经此地向昔阳前进。他们都在夜间运动，迅速而秘密，向敌后挺进。

　　孙连仲在稍后的时候也退到寿阳城里来。有一晚上，我到他指挥部里问他的情形。他说他的三个师，只有冯安邦的第二十七师尚好一些，其他如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和张金照的第三十师，都损失很大，没有什么战斗力了。我向孙说，正太路上如不在阳泉作有效的抵抗，敌人一下就能冲到太原。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无论如何要令第二十七师师长冯安邦在阳泉抵抗，不得后撤。适在这个时候，冯安邦来电话报告，说敌人已接近阳泉，阳泉地形不好，要撤到阳泉以西地区收容整顿才能抵抗。孙连仲要冯安邦接受固守阳泉的任务，并且对冯安邦说：“再后撤，就枪毙你！”冯安邦说：“报告总司令，我手上只剩了一连人，如果收容好了，我总尽我的最大努力就是了。”孙连仲与冯安邦是亲家，据说孙对冯一向是有些袒护的。孙当着我面说要枪毙冯，也许是做给我看的，说明他已对部下下了最严厉的命令。

　　就在那天夜里，又有两列车的川军由晋南经榆次开到寿阳车站，是王铭章率领的后续部队。在那紧急的情况下，我只好令其东开，占领寿阳、阳泉之间铁路以南的山地，掩护前方部队的收容整顿，并归孙连仲指挥。

　　太原会议及太原失守后的狼狈情况

　　这时忻口战场经过相当激烈的战斗，对当面的敌人既无法歼灭也没击退，而敌人又陆续增加，不断进攻，我军很难维持。阎锡山打电报给我，同时也直接打电报给各总司令，要我同孙连仲即刻到太原去开会，讨论防守太原的部署。就在那日下午四五点钟，我带同一班卫士到达太原。我的指挥部人员则停留在榆次附近的鸣李村，我关照他们必要时向榆次以南撤退。孙连仲也同他的参谋长金典戎到达太原。

　　会议是在太原绥靖公署会议厅举行的，由阎锡山主持。到会的除我和孙连仲之外，有忻口方面作战的卫立煌和晋绥军的高级将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参谋长朱绶光、参谋处长楚溪春都在座。阎锡山把必须保卫太原的理由向大家说了。他的计划是：以忻口方面退下来的部队据守太原北郊的既设工事，并派一部守汾河西岸高山的工事；以娘子关撤退的孙连仲部据守太原以东的高山既设工事；以傅作义部死守太原城。

　　在会上，我提出意见，不很赞同这个计划。我并非认为太原附近的既设国防工事不应固守，而是认为忻口和娘子关两方面的部队正在败退，恐怕在还没有占领阵地的时候就被敌人压迫到太原城边来。同时，那些所谓国防工事的可靠性，亦是一个谜。这是我在娘子关方面得到的坏印象。万一那些部队站不住脚，被敌人压迫下来，这许多人马，前方后方都混杂在太原城区的锅底里，其危险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太原是阎锡山统治山西二十多年的首府，是他毕生所经营的兵工业（太原兵工厂）和其他某些工业的所在地，也是山西集团官僚们多年积聚财富的集中地点，阎是不肯轻易放弃的。

　　我认为太原城固然不宜轻易放弃，因为那时候失守一个省城，全国都会震动的。但我不主张以野战来支持守城，而应以守城来支持野战部队的休息整顿。也就是说，即使守城部队都作了牺牲来换取大多数野战部队休息整顿的时间，也是值得的。如果照阎锡山的计划，用所有的部队（除守城部队之外）防守北郊既设工事，以支持守城部队，即使都能按照计划占领阵地进行抵抗忻口方面南下的敌人，但我估计娘子关方面的敌人与忻口方面敌人是配合行动的，这样娘子关方面敌人没有一些阻挡就到了太原城的东南门，由南北两方面同时夹击太原城和据守北郊工事的野战军部队，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主张将娘子关方面的部队（那方面能掌握的只有孙连仲部和一些续到的川军）撤至寿阳县铁路线以南，和榆次县以东的山地收容整理，并与八路军联络。日军如直攻太原，则从敌人侧后予以袭击。日军如向南进攻，则沿同蒲路东侧山地逐步撤向太谷、平遥。忻口方面的部队，除派一小部守北郊既设工事作守城的警戒部队外（必要时撤过汾河以西），其余皆撤过汾河占领汾河以西的高山地区，监视敌人，从事整顿，必要时则侧击敌人。这样布置，则由忻口、娘子关撤退下来的部队，既可休整，也可牵制敌人攻击太原城，太原城也可作为城外部队的支援。

　　我这些意见，孙连仲和卫立煌当初都是赞成的，而阎锡山仍坚持他的原计划。晋绥将领向来对阎的计划不敢表示异议。我更指出，忻口会战是费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才能进行的，怎能在大撤退之后又再匆匆进行另一场会战呢？时间是决不许可的。

　　最后会议上就剩了我同阎锡山相持不下，其余的人都是在战场上多少天未睡的，就在会议厅打起呼噜来，不再管什么计划不计划、争论不争论了。会议开到了午夜一点多钟仍无结果，最后阎锡山说：“军队已经行动了，要改变也无从改变了。”原来阎锡山打电报要我们来开会的同时，已将他的命令下达给各部队总司令了。

　　阎锡山说完上面那两句话之后，就对朱绶光、楚溪春、赵戴文轻轻地说：“咱们走吧！”他们就离开会议厅了。有些人还睡着不知道呢！楚溪春对阎说：“还未宣布散会，会上的将领还不知道呢！”阎说：“不用管了。”不久电灯忽然灭了，不仅太原绥署漆黑一团，整个太原城也没有半点灯光了。这种狼狈情况，是我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所未见过的。

　　但我对蒋介石应有一个交代，便摸到长途电话室打电话给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巧得很，电话一挂就通了。我把娘子关和忻口战场两方面的溃败情形和太原会议情形告诉了钱大钧，要他转报蒋介石。钱问我太原能守多久？我说很难说，如果照今晚的情形来看会议无结果姑且不论，而高级将领多半不能回到部队去指挥，这样混乱是很不妙的。我告诉钱大钧我立刻要离开太原了，要他听以后的消息。那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的深夜两点钟。

　　我打完南京的电话，走到绥署大门停车的地方，竟然静寂得怕人。指定给我使用的汽车找不见了，更没有其他的汽车，真使我心里着急。我想起傅作义以往和我打过不少交道，有相当的感情，他负守城的责任，当然还在城里，去找他或许还有办法。但当时满城漆黑，也不知道傅的司令部在哪里。

　　我的随从副官周杰英劝我赶快走，迟了怕被封锁在城里就不好办。我带着十多个卫士摸到南门，幸城门还开着。这大概是因为阎锡山还有许多贵重的东西没有运完，汽车仍在进进出出。

　　我们出城由公路走向汾河桥（太原汾河桥有两座，一在城南，一在城北），在桥上又遇到了很困难的问题。汾河桥桥面很窄，汽车只能单行。很多由太原满载物品的汽车要向西开，而那些回太原运东西的空车却要向东行，彼此不肯相让，闹成一团。有些司机已在车上呼呼睡着了，一点也不着急。我见这样情形，如果相持到白天（那时已是深夜三点多钟了），敌机一来轰炸，岂不都完了吗！于是我这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就暂时充当汾河桥的交通司令。我拿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向那些空车司机说理，连劝带骂，弄了一个多钟头，要他们向后退让，因回空的车占少数，后退也比较容易，让那些载重的汽车过完，然后过去。我还在桥头派我的卫士执行这个任务。

　　天快亮了，我同副官、卫士截住一部回空卡车，乘着来到太原西南数十里的开栅村停下来。第二日早晨到乡公所查问，才知道这地方离交城县不远。我们到县城打听，才知道阎锡山也到了那里。阎锡山那晚临走的时候，并未告诉我他将到什么地方去，在这里是无意中遇到他的。我去见他，把昨夜出城的经过概况说了。他问我：“你看太原能守多久？”我说：“很难说。我很担心城外的部队昨晚和今天是否能进入阵地站得住脚，守城还在其次。”他又说：“宣生（傅作义号）是守城有名的。那年他守涿州两个多月，抗住了数倍的奉军和优势炮火。我在城里储备了半年以上的粮食和弹药，太原的命运就寄托在他的身上。”我对傅作义过去的守涿州也是钦佩的，但是当时我想，相隔十年，时代不同了，而敌人又是气势方张的日军，是不是能同守涿州那样守得住，心里很怀疑，只是口里不便说什么。

　　阎锡山要我住在他那里，好遇事商量。我住了一夜，告诉他娘子关撤退下来的许多部队还得去收容。他不说什么，随叫交通拨给我一辆卡车和一辆小轿车。次日一早我坐汽车由交城经汾阳、孝义向介休进发。在路上两次遇到敌机，幸而发现得早，不待扫射我已躲进路旁的沟里去了。虽然遭到扫射，人车都未受损。汾阳、孝义的老乡们还不知道太原的情形，仍然是熙熙攘攘来赶市集。我们到了介休，情形就不大相同了。那是同蒲铁路的大站，刚被敌机轰炸，车站毁了，正在燃烧着。停在站上的列车也炸得乱七八糟，死亡的士兵尸体不堪触目。车站的人员都逃散了，打听不到以北沿线的消息。在黄昏的时候，我找到了失去联络的卫士队，他们是在榆次将失陷的时候步行退到介休的。他们说，指挥部人员比他们更早些时候已乘火车南下了。这个卫士队就是我当时唯一能掌握的二百多人的部队了。我同他们在介休、灵石之间一个小村里住了一夜，次日出发，傍午到了灵石城稍北公路上靠近长途电话线的小村里。我就在那里进行收容，但是退到那里的都是零星失散的士兵，没有官长率领，集合不起来。

　　显然可以料到，娘子关方面的部队，多半是由昔阳向和顺方向南进，或者是由榆次向太谷，或者是向沁县南进。铁路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他们是要避开的。

　　我用电话向各方面联络，想找阎锡山说话，报告东面的一切和探问太原城的情形。阎的声音很低，五台话也难听懂，最后只好由参谋处长楚溪春代为答话。楚溪春说太原城于十 一月八日丢了。这是我离开太原城的第四日，也就是太原城只守了四天。当然这是出乎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意外，就我来说，虽意料守得不会太久，但也料不到会丢得这样快。阎锡山本人那时已由交城移到隰县的大麦郊，此后的行动我就不清楚了。

　　在这里，还得回过笔来补写一些太原会议后和北郊战事以及其他的情况。这些材料是根据曾经亲预其事的人事后告诉我的。

　　太原会议到深夜无结果，阎锡山同他的幕僚偷偷地溜走了，电灯也黑了，我狼狈逃出太原已如上述。据孙连仲后来告诉我，他摸到城门时，守城部队快要把城门堵塞了，说了许多好话，守城兵才肯把城门的堵塞物弄开了让他走出来。他的部队原指定是占领太原东边一带设有工事的高地，但由于时间急迫，部队收容了多少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占领阵地抵抗敌人了。于是他只好带领在身边的一些人渡过汾河在河西山地上乱跑乱窜。他遇到由忻口退下来的部队，也不占领北郊工事从事抵抗，而是向西北乱窜。又据孙部第三十师八十 九旅旅长侯镜如说，第三十军和他的部队也未能占领太原以东指定阵地，就被敌人压迫向南撤退。当时未参加忻口会战的裴昌会师，虽奉命当晚开到阳曲湾据守既设工事作为掩护，也未到达就溃乱南撤了。所以原定据守北郊既设工事保卫太原的计划，由于当晚的混乱，根本不能实施。敌人从北面、东面直迫太原城，太原从而失陷，造成华北战场的最大损失。

　　我在灵石住了几天，没有什么部队可收容，每日除了打电话给南京报告之外，就没有什么事可做。我在电话中同钱大钧说，山西的战局就是这样，我再在这里已没有什么作用，想要蒋介石把我调回南京。钱大钧还告诉我说，阎锡山对我很有意见，他认为忻口会战是由于娘子关方面的作战不力而致溃败失利的。我当然不同意阎锡山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但也不想辩什么。钱大钧同情我的处境，答应转报蒋介石，但说也须征求阎锡山的同意。我见在灵石没有什么事可办，遂决定退往临汾。临汾是晋南比较大的地方，山西省政府和绥靖公署的人都退集在那里（但阎尚未到）。在那里，我见卫立煌也退下来了。不久我得到蒋介石的核准和阎锡山的同意，乘专车离开山西回南京。山西以后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