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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年07月11日16:30 来源：大洋网-信息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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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爱群大厦
档案背景
广东是全国最大的侨乡。建国初期，侨务工作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偏差，但与同时期其他工作大起大落相比，还是显得平静得多。广东省档案馆1956年到“文革”前的档案显示，各地对归侨、侨眷实行适当优待，对于遭到错误打击的侨眷“应无条件摘帽子，房子没收的要退还，追的侨汇应赔偿。”除此之外，广东还给了归侨侨眷不少照顾。1958年困难时期，广东省特地划拨一批棉布供给华侨农场分配使用；1960年广东团省委针对归侨学生工作发文，“归侨学生一般缺乏体力劳动习惯，各地学校对他们的劳动应适当照顾”。在文革噩梦到来之前，广东归侨侨眷度过了一段难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深翻高潮中，白延分社归侨侨眷同全社农民一道，鼓足干劲进行深翻，为来年多打粮。“万能”食堂里，美洲归侨王永什（内一）愉快进餐。
实现人民公社化，归侨侨眷热烈参加。图为1958年9月19日抡罗侨乡群众列队向党委申请建立公社。（注：图说为原档案所注）
广史钩沉
爱群大酒店见证了广州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荣辱。解放前，楼高十五层的“爱群”是广州最高建筑也是标志性建筑，是权贵们显露权力和身份的场所，在海外华侨中也享有盛誉。解放初期，和很多华侨产业一样，“爱群”曾经历“产权”之变。
广东省档案馆保存的一份1957年1月14日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调查报告称，“1951年群众检举为反动分子陈伯兴所有”。陈伯兴是侨居美国的富商，后逃至香港。“陈旅居美国时曾为蒋介石集团工作，1951年，陈汝棠、司徒美堂曾控诉陈系美蒋分子，提出没收其在广州产业。经房地产管理局调查，未掌握爱群有官僚资本的材料，悬而未决。”
同期另一份材料上则写着：“后向中央外交部美洲司唐明照同志了解，以陈于1949年对国民党大感失望……表示向我们靠拢，……因此省人民法院对爱群大厦决定不以法律上处理，后以公用需要，由省人民委员会布告征用。”1952年8月，爱群大酒店由交际处以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名义征借使用，易名为“爱群大厦”。后转给国际旅行社广州分社使用，作为接待外宾的宾馆。
1955年9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住用华侨房屋必须订约交租的通知》，指出“华侨房屋一律禁止征借，除去因特殊需要转省或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应即停止征用、借用，如因产权不明予以代管者，经业主提供产权证明属实，应即撤消代管。征用代管单位应主动与业主协商租用或予以归还。”
1956年6月，爱群大厦产业代理人陈逸民提出将爱群大厦发还原业主管理。“为了进一步开展国外华侨统战工作，配合国家和平外交活动，贯彻中央关于团结全体华侨的方针，建议对陈在国内的产业主动处理”。同年10月12日，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函复：“同意取消代管，订约交租。”对于这一问题，广州市还需向广东省汇报请示，此时爱群大厦即将“订约交租”的消息并未向外公布。
陈伯兴的故乡台山县两位政协委员赵坚存、陈康业向台山县统战部提出争取陈伯兴的问题，其中涉及爱群大厦的产权问题，10月25日，台山县统战部向广东省统战部请示。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广州联络处向广州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反映：“港息：爱群大厦持产人陈伯兴对人说广东当局拟收购爱群大厦，以80万元成交，并说：‘我死也不卖，不回去，其奈我何？’”显然，身在香港的陈伯兴听到了爱群大厦产权即将处理的传闻，产生了误解。
广东省统战部于11月19日及时作出回复，“同意广州处理意见”。对爱群大厦产权的调查和认定工作正式展开，由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具体负责。在前文提到的那份调查报告中，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作出初步结论：“认为爱群大厦为陈伯兴独有，可以发华侨产业房屋所有证，并示意陈伯兴申请办理。同时由于陈对祖国认识还不够，顾虑较大，要求侨务局通过有关方面对他进行解释工作，责成台山县从这方面配合工作，加大爱国主义教育。”1957年2月28日，广州市华侨事务局最后给出处理意见，“给予登记，并承认其产权，目前应租用”。根据当时的规定，代管期间不补租，征借代管单位也不收回修缮费。至此，“爱群”产权终于尘埃落定。
陶铸挂帅处理侨房问题
档案显示，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委于1955年9月27日发出《关于住用华侨房屋必须订约交租的通知》，要求“华侨房屋一律禁止征借”，但由于涉及成分认定，华侨房屋问题迟迟未解决。
1957年，全省各地华侨侨眷房屋问题日益增多。3月，中共湛江地委统战部向省统战部请示，“土改时将华侨地主房屋没收分给农民居住，但农民又将分得的房屋卖给国营企业，领了卖房款，现在侨户改变了成分，要求退还房屋，应如何处理？”4月，海南区的上报材料反映，“香港一些进步工商界人士回乡观光，对土改时被没收的房屋财产未作处理表示不满，或对土改政策仍有疑虑，要求予以公平处理或退还。”广东省统战部答复“一方面继续进行解释说服工作，另一方面着手进行搜集及整理被没收房屋要求退还者名单，上报，进行调查”。东莞、龙川、高要等地、县也多次向省统战部请示华侨房屋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华侨房屋遗留问题处理委员会，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亲自任主任。7月18日，委员会提出三条华侨房屋处理原则：土改时被没收未分给农民，或虽分配但分得户尚未迁入居住的华侨房屋，以及被公家征用的，都应坚决退还华侨业主；凡土改复查不是地主的侨户，其已被没收、征用的房屋应予退还；土改复查时被评为地主，如果被没收后已分配给农民居住，原则上不予退还。接到指示后，各地的华侨房屋遗留问题处理委员会迅速成立。
统战工作贴心贴肺归侨林建炳,食堂分配他种蔬菜很高兴。
广东统战部密切关注上层华侨的思想动态，极力争取他们早日回国。在广东省档案馆，当年争取前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的档案被完整地保存着。
1949年11月9日刘敬宜和陈卓林一起，率领在港的“两航”全体员工起义。军委民航局1950年1月13日电令刘敬宜和陈卓林前往广州及香港，负责接收“两航”留港的一切财产。后刘敬宜因患病，长期在香港治疗。
民航局多次派刘敬宜的朋友前往香港拜访，这些人回来后要向广东省统战部提交情况汇报。1958年张心康的汇报堪称详细，连天气情况也作了介绍，“最近香港天气转冷，气温变化较剧，因此那天去，他的足疾又有点复发的征象。11月30日由我和刘约好了，在刘家吃便饭，一共只有三个人，刘、费彝民和我。从上午11时谈到下午一时半。”刘赞扬国内的建设成就，还表示过去没有回国有些后悔。但是，对待来访客人，刘“态度冷淡”，后又“以老百姓身份提出两点建议，请反映给上边”。一是昔日两航人员冒生命危险起义，但到今天未看到政府的奖励；二是陈卓林在国内的产业，上边曾一再当面说还给陈使用，但几年来一直无法收回房屋。
这样的谈话不止一次，刘敬宜暗示的不满，一时无法解决。而刘敬宜表示，只有处理好了，他回国才有话说，这种情况下，广东省向中央统战部如实汇报，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暂时不安排刘敬宜，“继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扩大华侨统一战线”。
档案拾遗
内地曾支持香港有裕行
1957年8月15日，香港有裕行遇到经营困难，华侨老板刘福成给广东省副省长邓文钊写信，请求“尽量帮助，使其不垮”。广东省“按专业性质，仍将部分纸张现货交他寄售，工业部库存4万余港币的纸张及新水商品叫该行经营；作为经营性的纸张代销”。
发动归侨侨眷写好家信
1958年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统战部联合发文，发动“归侨侨眷写好家信，向国外华侨报喜的群众运动”，要求“引导他们写主流的正面的事物”。建议“大讲特讲全省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用钱，一天三餐大米饭，并保证满足供应”。对具体内容也有指导意见，“妇女可以写公社成立后如何摆脱琐碎的家务，发挥自己的才能；学生可以写勤工俭学如何学以致用，学得更好的实际知识；老归侨可以写敬老院，使老有所养的晚年生活”。
归侨侨眷“诉苦”
“三反”打击了一批归侨的热情，省长陶铸亲自接见归侨侨眷并和他们座谈。归侨侨眷反映的问题五花八门：“《南方日报》前一个时间很少登载过侨乡新闻或关于华侨问题的报道”；有归侨提出“每月只能买到14两油，面粉只许买一斤，均感不够，因是在国外食面包长大的，要求每月能买到5斤以上的面粉”；还有的侨眷表示“没钱买书，希望领导帮助解决”。
归侨亲友吃饭少收粮票
1961年，全国范围内开始使用粮票，归侨在饭店吃饭是不用粮票的，其所携亲友一律照常收粮票。但有几种情况可以例外：少数侨领和国外知名人士携亲友在饭店吃饭或宴客，经当地统战部门或接待单位证明可免收粮票；新归国华侨如须宴客，可根据其本人申请，经当地侨务部门证明，准予宴客1-2次，招待客人一律免收粮票。这一通知在今天看来非常可笑，在当时却是对归侨的极大优惠。
本版采写董彦
感谢省档案局（馆）大力支持（本版图片由省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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