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闭幕的全国政协十届十次常委会上，政协委员认为，营造一个有利于乐善好施的慈善事业机制，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因此，他们建议———建立中国慈善事业机制。

　　慈善事业需改变观念机制

　　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13亿总人口的10%以上。

　　但是，中国先富起来的富人对社会的回报却不那么尽如人意。2004年，中国国内入榜的135位慈善家共计捐款9.85亿元，约合1亿多美元。而2000年至2004年，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是650亿美元，其中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捐款超过100亿美元，他在过去的4年里共捐款230亿美元，相当于他净资产的54%。

　　民盟中央在提案中指出，很明显，这相差的600多倍，并不完全是经济实力的对比，也有观念和机制的问题。目前，中国真正建立慈善事业机制，既需要富人的道义、良心的自省，也需要政府从各个层面鼓励发展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

　　由于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由政府包办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事业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中国现有慈善公益组织只有约100个，掌握的资金总额不到GDP的0.1%，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弱。

　　民盟中央在向大会提交的发言中分析说，中国的慈善机构维持垄断格局，成了制度缺陷的“瓶颈”，结果必然使慈善事业依附于政府，无法变成真正的社会公益活动，也就无法吸引更多富人的财富流向公益事业，造福社会。

　　此外，中国目前还没有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法规条款或行政文件，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等完整的法律框架尚未形成。正因为如此，民间的慈善组织难以壮大。

　　尽快研究制定慈善事业法

　　创新中国的慈善体制，改革现行的法律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民盟中央建议，应尽快研究并制定慈善事业法，单独颁布《慈善事业条例》，从法制上统一规范慈善事业的性质、地位和原则。

　　民盟中央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要从慈善公益组织的社会运行标准、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着手，既要明确政府监督部门与社会协调机构的组织形式和运作程序，也要明确慈善机构的行为准则，接受捐赠和实施救助必须公开透明，合理合法，防止借“义演”、“义卖”等合法外衣谋取不正当私利。

　　其次，应在政策上对慈善事业有所倾斜，对管理规范、运行较好、有较高社会公信度的慈善公益组织进行相关评估，对取得信用资格认证的慈善机构，应享有社会捐赠的优惠政策。参照先进国家的惯例，利用税收杠杆，对慈善公益捐赠减免税收，以培育更多民间机构从事慈善事业。

　　政协委员们还建议，研究考虑开征遗产税、所得税、赠与税乃至特别消费税，鼓励富人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扩大捐赠资金量。此外，还应转变政府职能，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功能。政府在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的部分事务性职能，应逐步转移给有资质的社会慈善组织，如划拨部分社会福利基金给慈善组织，用于慈善救助，壮大慈善事业力量，政府主要是加强监管。(《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07月12日第四版/记者　叶晓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