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启明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香港度过的，父亲是港英政府的公务员。1941年底，香港被日军占领后，我和两个朋友一起逃入内地。1942年7月，在桂林报考中国航空委员会的留美空军学员被录取，先在四川宜宾的一家航校学文化，然后到昆明巫家坝学飞行，后来又被送往美国亚利桑那州接受飞行训练。1943年6月，因为国内战事吃紧，我们这批学员提前毕业回国参战。

　　我回国后被编入美国援华空军编队，作为副驾驶参加“驼峰航线”的飞行任务，要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往中国空运战略物资。我们当时飞的C447运输机，爬高只有1万英尺，只能找喜马拉雅山最低的山口飞过去，非常危险，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两架飞机掉下去。每次飞行前，我的同伴们都会在胸前画十字祈祷，因为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驼峰航线”总航程700多公里，每天往返一次，需要6个小时。按规定，飞行员每月飞行时间不得超过120小时，但我们当时每月飞150多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我们主要运的是汽油。当时汽油是紧缺物资，我们运输机的用油都量入为出，抠得很紧。一次我从昆明起飞快到印度机场时，正好碰到日军轰炸机场，塔台不许我降落。我只好在附近空中盘旋，飞机越飞越低，眼看就要没油了。这时塔台传来消息，警报解除。我这时只能靠惯性滑翔降落。在触地的一刹那，飞机油量表指针正好指向0。当时飞机很宝贵，我们一般情况下不选择跳伞逃生。

　　1944年4月，我和其他5名中国飞行员一起调入飞虎队，开始执行轰炸日军军事基地的任务。那时，日军的空军实际上已经崩溃，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与驾驶运输机被动挨打相比，感觉痛快多了！当然惊险的战斗也还会发生。有次我飞得太低，都听到日军机枪“哒哒哒哒”的射击声了，回到基地，才发现机尾中了14枪。好在美国飞机在油箱外加有保护层，子弹打不穿，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要说记得最清楚的日子还是1945年8月25日，我和飞虎队队长希尔少校驾驶着飞机，从四川梁山起飞，降落武汉去接受日军投降。

　　抗战胜利后，飞虎队解散，我到香港的中华航空公司当了一名飞行员。1949年11月9日，我参加“两航起义”，和同事们一起驾驶12架飞机从香港飞回北京和天津。

　　（本报记者　余继军整理）

　　龙启明：广东顺德人，1923年出生于香港。1943年参加著名的“驼峰航线”飞行，1944年加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队（即飞虎队），1952年转业到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现居重庆。

　　《人民日报》 (2005年07月12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