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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华期间，除了用枪炮、化学武器屠杀中国军民，日寇还在侵占区大肆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从思想上奴化中国人民。在东北沦陷区生活了十多年的田霖，在接受采访时一直不停地感慨，如果东北不解放，他就会成为日寇所希望的“顺民”，可能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日寇侵占东北，田霖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现在想想，奴化教育要消灭一个民族是很厉害的，如果不是抗战胜利了，像我这样的学生，肯定会成为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培养出来的‘顺民’”。 田霖老人回忆时这样说。
西安某干休所里，记者见到了72岁的田霖，一位曾在东北沦陷区生活了十多年的老解放军战士。在田霖的书房里，有一张他童年时的照片，七岁的田霖剃着光头，穿着典型的日本学生装，这是田霖保存下来惟一的童年照片。而有关在东北沦陷区生活的所有记忆，都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里。在整个采访活动当中，田霖为了说明当时的一些情景，不时会冒出一些日语，60多年过去了，小时候学的这些日语仍旧清楚地记着，包括日寇当时在东北沦陷区采取的奴化教育手段。
有老师以改姓日本姓为荣
1931年东北沦陷，日本人扶持清朝废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田霖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时年正在辽宁的丹东做教师，被列入了“反满抗日”的黑名单，为了躲避敌人的大屠杀，父亲携同母亲、哥哥离开了老家辽宁丹东，来到了吉林省榆树县（现榆树市），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开过饭馆。
1933年，田霖出生了。榆树市当时是日寇在东北统治的中心地带，榆树市当时有西关、东关、北关三所小学，田霖就读的西关“国民小学”是其中最好的学校，那一年，田霖七岁。学校的校长是满洲人，而副校长是日本人，老师当中有很多是朝鲜人，这些朝鲜老师都是日寇“特意挑选的，被奴化得好的”，当时人们称那些被奴化得好的人为“二鬼子”。其中也有中国老师，都接受过日本“师道学校（院）”的专门培训。在田霖的记忆中有这样两位老师：一位叫张德天，是朝鲜人，负责教日语，平日里总是打骂学生，1945年朝鲜老师纷纷改姓日本姓，有一天，张德天也很“骄傲”地告诉学生们他的日本名字叫“清水德天”，要求学生不准再叫他张老师，而必须用日语称呼他做“清水”老师。等到半年后抗战胜利，张德天又一个接一个到原先授过课的班级，声泪俱下地向同学们“道歉解释”说，“我们朝鲜比中国受的奴役更多，过去我做了许多对不起同学的事，希望同学们原谅……”；另一位是中国人，叫魏显章，田霖老人称他为自己的文学启蒙老师，魏老师对日本人很不满，因此教书就很不认真，每天下午自习时，他便讲历史故事，田霖从他那里完完整整听了《西游记》《封神演义》和《精忠说岳》。解放后，田霖去看望过魏显章，魏告诉田霖：我为日本鬼子做事内心很矛盾，越认真教书就越是为日本鬼子服务，培养更多日本鬼子的奴才。
日语被要求当做母语学
田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便要学习两种语文，一种是“满语”，另一种是“日语”。在日伪的高压统治下，家里的大人不敢对孩子们说中国的事情，怕孩子口没遮拦，出门乱说而惹来灭门之灾，田霖作为一个孩子也只能听信学校的教育，学校说什么，他便听什么。为了当好学生，当“好国民”，当时许多和田霖在一起的同学都努力学习，幻想可以进入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今长春市）的“建国大学”作检任官，或进入“日本帝国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田霖上小学时的日语课本大都宣传一些关于“日满亲善”、“日满协和”的内容。田霖说：“在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一名好学生，成绩没有超出过班里前三名，现在想来，当时学得越好，就被奴化得越深”。据田霖回忆，他上小学时有两次获奖的经历：一次是上小学三年级时，全县的日语通考第一名，奖品是一只日本生产的双肩书包，还有一次是在1944年，读“国民优级”一年级即我们所说的高小一年级时，在“支援皇军圣战”的演讲比赛中获过奖，奖品是日本人生产的三菱牌文具，有橡皮、作业本，老人清楚地记得他当时演讲的题目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从父亲处模糊地学到这句话，父亲不敢多讲，他也就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含义，“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到了极点，幸亏抗战胜利，东北收复了，不然的话，后果那就太可怕了”。
田霖说：“国小低年级时是不用上历史课的，只有到了高小才上历史课，但讲的都是日本的历史，讲的是日本的英雄人物，我记得有一位西乃大将，在日本明治天皇死的时候剖腹自杀了。还有一个什么西乡隆盛，都是日本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只是学日语单词，不学语法所以和老师不用日语交流，当时的体育课全部改为了军事训练，但训练时的口令“向左”、“向右”“解散”、“辛苦了”等全部用日语喊。到了“国高”二年级时，和老师交流便要用日语。”
拜完溥仪拜日本皇室，后来还要参拜日本神社
几十年过去了，田霖对小学时每周一次的“朝会”记忆犹新：学校操场是呈东西方向的，全校师生先是向左转，向满洲帝国皇室的方向遥拜，鞠躬90度一次，再半面向左转，向日本东京“天皇陛下”的方向遥拜，鞠躬90度一次，然后转向藏有“皇帝御诏”和“训民诏书”的“奉安石”，由一位双手戴白手套的老师取出“训民诏书”，双手举过头顶交给双手戴白手套的校长宣读，诏书的大致意思是：我（爱新觉罗）登基以来就想去日本，日本对我们友好，我们就要对日本友好，向日本学习……
“我上小学时，校训大概意思是‘忠于皇帝陛下’、‘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书中有康德皇帝和天皇的照片，教室最前方是满洲和日本的国旗，我那时还不知道中国，因为地图上东北地区标的是满洲国，而关内的中国大片领土则被标的是‘支那’，直到1945年日本失败了，我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对于侵略者在东北建神社，田霖老人也有清楚的记忆，他说：“当时很多人被组织到火车站去迎接‘天照大神’，为了修建神社，很多学生也参加了劳动，被称为‘奉仕劳动’，神社修好之后每个星期都要祭祀，因为日本侵略者鼓吹说只有这样做才会成为像日本人那样的‘优秀国民’，东北光复后没几天，神社就让被日寇侵略、压制了多年的老百姓给推倒了。”
田霖在沦陷区生活的日子里，伪满洲国和日本的关系在称谓上发生了三次变化，从盟邦到友邦再到亲邦。关系看似不断亲近，但依然难阻侵略者的溃败和覆灭。
日本投降，东北解放，田霖的新生活开始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东北收复，东北民主联军开到榆树，田霖的新生活开始了。1946年春节后，人民政府开办的中学开学了，田霖以第六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在学校里，田霖第一次知道了自己是中国人，东北是中国一部分，这才学到了抗战的历史、时事，才明白了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他和家人当了14年的亡国奴，知道了日寇嘴里的“支那”包含了什么样的含义。
1947年，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战场转入大反攻，14岁的田霖参军入伍，到了当时的10纵，随即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等大型战役。
在采访当中，田霖老人提到一件1973年发生的事情，当时，中国和日本刚刚建交，在一架从延安飞往西安的飞机上，田霖碰到几个到延安参观的日本人，当时坐飞机不像现在对号入座，日本人一上飞机都坐到了窗口，大家只好一人“陪”一个日本人，当听到对方用日语说话，田霖便也用日语和人家交谈了几句。“几十年过去了，儿时学的一些东西竟然还记着，若不是东北收复，我肯定也就成了日寇的奴才，后果真的是不敢想像”。
离休后的田霖热心青少年教育事业，在省、市两级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发挥余热，还担任西安和咸阳两市20余所大中小学校外辅导员等职，多年来，田霖给学生们作的报告超过了750场，惟一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后代爱祖国，心向党”。在结束采访时，田霖老人依旧在念叨关于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不道德行为，老人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关心下一代的历史教育，“小孩子就是一张白纸，你给涂上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学习历史，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自立自强，我们才不会受欺侮。”田霖语重心长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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