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冰山出水―――新生代民工问题来了

　　本报记者 何磊

　　“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了。”记者采访到的许多新生代民工都在这么说。

　　矛盾来了：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不愿意回家，另一方面城市现在又不能给他们落实城里人的待遇。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与吃苦耐劳的父辈不同，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另一方面社会还在习惯性地把他们视为“廉价的劳动力”，于是有了令人措手不及的不同以往的新生代民工荒现象。

　　“没有人能帮得了我们。”面对从北京特意来找他的记者，年仅20岁的阿新几乎一直冷冷的。他说，除了《南方周末》的傅记者外，他没有城里人朋友。5年的打工经历告诉他，没有哪个城里人愿意帮助他。

　　“只能靠自己。”阿新的意思是说，要么是像他弟弟这样老老实实没日没夜地挣那点儿血汗钱，要么就是像“上映帮”老乡那样，从城里人的口袋里抢。

　　事实上，在整个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的确如阿新所说分成了这两类。一类人靠苦力吃饭，一类人靠暴力吃饭。不过，据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纪韶教授所知，还有一部分打工者是“傍老族”。他们往往和父母一同出来打工，但自己不能接受太苦太累的工作，就变成了游荡在城市边缘的闲人，由在工厂做工的父母养着。

　　在东莞，纪韶教授见到许多打工者三三两两地坐在路边打扑克，一问才知道，他们大多没工作，生活完全靠父母。

　　纪韶教授接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正在做一个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课题。尽管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的现状并不是此项专题研究的内容，但通过近一年的调查，她发现，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些18岁到25岁的外出务工青年，是现今农民工群体的主流，这些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成长的第二代民工，被称为“新生代民工”。专家把他们的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对工作所要求的，已不仅是增加几十元工资或者减少几小时加班这么简单。

　　新生代民工，与社会所固有的对民工的印象也几乎有天壤之别，与父辈不同，他们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等挣够了钱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在家乡做点小买卖。他们想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了。”无论是阿新还是记者采访到的许多新生代民工，他们大都给出这样的答案。

　　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不愿意回家，而城市又不能给他们城里人的待遇；另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三高一低”，可谁又能满足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的新要求呢？

　　每次到广东出差，当地的朋友都会叮嘱记者，出门的时候少带点现金，晚上最好别一个人出去，这里的治安很差。

　　一个多月前，记者在深圳街头随意采访了5名女性，其中3人有过被抢包的经历。傅剑锋也告诉记者，他在广州的3名男性同事，都遭遇过抢劫，其中一人还被用刀戳到脖子。

　　几年前出现在广州主要街道上的“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约每一里地有一个手持器械的治安联防队员站岗———记者注），如今仍在珠三角的许多城市继续上演。

　　在从北京到汕头的飞机上，记者看到7月5日的《汕头特区晚报》单是涉及到外来工犯罪的报道就有好几篇。其中2版的一条图片新闻说，一女子在骑摩托车下班回家的路上，遭到两名骑摩托车歹徒的夹击抢劫。为抢夺她挂在脖子上的手机，这名女子被强行拉下行使中的摩托车，浑身血迹斑斑。

　　与此对应，当天该报的一版头条《48项目签约总投资额57．6亿》披露，在深圳刚刚举行的汕头投资环境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掀起了汕头新一轮的投资建设热潮。

　　记者无法估算这总投资57．6亿元的项目总共需要多少个工人，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汕头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当地还需要更多的外来工。

　　然而，汕头乃至正在高速发展中的全国各个城市，是否真正摸清了这些新生代民工的特点，是否将农民工城市化的问题摆在了与招商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呢？

　　去年在东莞采访时，记者从当地劳动部门的官员那里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天晚上，当地某镇的镇长看到自家阳台上有人影晃动，出去一看，一个民工模样的年轻人刚刚爬上他家的阳台。

　　“你干什么？”

　　“你家阳台上的花很好看，我爬上来看看。”面对镇长的质问，对方不紧不慢。

　　“看看花还犯罪？”镇长报警后，对方干脆坐在阳台上不走了。

　　第二天，被警方带走的那人又来爬镇长家的阳台。这回，早有准备的镇长拿着开水瓶往下浇。结果，第三天，这人又来爬了。而且边爬边说：“你用开水烫伤了我，要是不赔钱，我天天来爬。”无奈，镇长只好掏出500元钱才送走“瘟神”。

　　这位劳动部门的官员告诉记者这件事，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当这个社会遗忘了农村的时候，农民就只有进城；当城里人不能合理接纳、安置他们的时候，他们中就会有人爬进你的家。

　　“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的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发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这样说。

　　不仅是城里人的安全问题，由于农民工的新特点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已经让很多工厂的老板开始头疼了。

　　广东省开平市侪达制衣厂的张毅生总经理说，去年以来广东出现的民工荒，并不是民工就真的少了。事实情况是，开出700元钱以下工资的厂子招不到人，而800元钱以上的厂子就会有好多人排队应聘。

　　他说，新一代民工不仅对工资要求高，而且对工作环境、住宿条件的要求都提高了。去年，在工人要求和国际订单的压力下，张毅生的工厂全面引入SA8000国际劳工标准。然而，企业成本为此增加了30％。

　　“现在两个厂的利润刚好能抵得上过去一个厂。”张毅生说，许多小厂已经开始搬离珠三角，迁往广西、湖南这些成本较低的地方。

　　张毅生判断，随着工人权利意识的增强，珠三角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本还会继续上涨。“涨到老板没钱赚的时候，估计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就自然完成了”。

　　上个月央行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也部分印证了张毅生的观点：农民工短缺现象在一些地区客观存在，它已开始影响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劳动力成本，预计今后几年这种现象仍将继续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新生代民工引发的不仅仅是社会治安问题，就连我国鼓吹多年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问题也受到了挑战。如果没有了劳动力成本优势，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如此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几天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说，今年温总理给他们一个最重要的课题是：把农民工的问题彻底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