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走笔·“建设节约型社会”系列评论

　　一方面是资源瓶颈日益彰显，另一方面又是资源利用率过低与严重浪费长期存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上述现象正在构成强烈反差。彻底转变粗放式增长模式、增强全社会节约意识、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刻不容缓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社会各界为此提出过诸多方案建议，而若回归经济学的本原，则很容易发现，大量浪费现象的存在以及高能耗产业的过度发展，其透露出的基本市场信号则在于资源价格过于低廉。反过来，作为市场机制中最为核心有效的变量，价格的矫正对于上述不经济行为的修正才是第一位的。因为生产活动归根结底可以抽象为投入产出的关系，而各种要素的投入比例是可以变化的，也就是说，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当灵活的替代关系，而驱动各种生产要素间发生替换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它们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动。

　　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源匮乏、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快过多地依赖于要素的投入是不正常的，但又是现行制度下的必然。因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中国居民金融抑制型的强制储蓄率居高不下，这使得中国部分背离了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的一般特征，而表现出资金相对剩余，利率水平长期保持偏低。与此同时，由于资源产权界定不清，无论在土地、水流、矿产、能源以及环境污染等方面，均未建立起真正反映稀缺程度以及与成本相适应的价格形成机制。而受此两点共同作用，使得中国经济日渐偏离其比较优势之所在，以及由技术升级而带来的持续增长道路，不恰当地进入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增长路径。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就是，市场主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通过行为修正以摆脱非绩效性制度变迁路径。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长期奉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关，而在经济转轨阶段，则更表现为制度选择中的路径依赖问题。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战术层面的主动选择，中国的经济改革所遵循的增量式、渐进式方式，帮助我们成功回避了现实矛盾，降低了起步的阻力和难度，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效。但是，由此模式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现有改革路径的边际收益不断减少，改革本身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需要深化改革存量部分。这就必然会影响到既得利益群体，改革有可能触及深层社会结构。

　　这个问题反映在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问题上，则表现为土地、资源等产权的明确，相关行业垄断的打破，以及关乎官员政绩观的提升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而以一种较为乐观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则无论归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或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遭遇的较为严重的资源瓶颈，以及社会性的较为普遍的对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可以为经济发展避免进入“锁定”状态提供革新的力量。

　　葛丰（上海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