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角度来说，这几年我国大学的发展状况，一方面是学生多了、校园大了、钱多了、建筑豪华了、名气大了、层次提高了；另一方面是教育质量下降了、思想道德教育放松了、学风和校风变差了、浪费严重了、背债多了、管理混乱了。这些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有相当的普遍性。本文仅想就教育质量下降的原因，概要地作一些分析，和大家讨论。

　　一、是办学指导思想的问题。一些院校不从实际出发，盲目追求“一流”、盲目追求“研究型”。丢掉了“教学为主”的根本任务。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许多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是“教学、科研两个中心，以教学为主”，即所谓的“二个中心，一个为主”，我认为迄今这仍是正确的。既符合我国国情，也适合绝大多数大学的现状。我不反对在有条件情况下，个别或少数学校、个别或少数学科多强调一些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把科研的地位放得更重些。但从大学的整体来说，从基本任务来说，既称大学就应当以“教学为主”，不然不如改办研究院。说到底，抓不好教学，打不好科学的基础，不论是教师还是青年学生，究竟如何研究？如何创新呢？

　　二、大学中的激励机制和评估体系问题。毛主席有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一个学校来说，领导的办学理念和指导思想，相当程度上反映在所制订的激励机制和评估体系上，这是指挥棒，因而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的高低，影响到学风、校风的建设。

　　目前各大学中相当流行的做法，是重数量不讲质量，重学历学位不讲真才实学。如规定论文数、科研经费额，教学工作量，有博士学位教师的百分数等等。数量和质量是辩证关系，只有具备一定质的数量才是有意义的。历史上我们有过一味追求数量造成严重损失的沉痛教训。现在的状况是各院、系每年要完成校领导规定的各种指标；各院、系又把这些指标分解到每个教师。由于这些指标又直接和教师的岗位津贴、效益津贴、年终奖金等挂钩。（甚至和高级职称的评审有刚性联系）而这些基本工资外的收入，经过所谓的工资改革后，往往要占他们年总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面对这些刚性指标的压力，钻研学问和教学方法的时间和精力少了，教学水平和质量排不上议事日程，有一部份教师甚至被逼采取各种弄虚作假的手段，以争取完成指标。其后果败坏了学风、校风，在相当程度上玷污了大学的声誉。许多学校的口号名义上是“以人为本”、“学术至上”，实践起来却是“以权为本”、“金钱至上”。功利主义的驱动机制既出不了“人才”，也达不到“一流”。

　　三、人事制度方面的问题

　　教育是一个特殊业务领域，教师教的是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学过程本身也是科学。因此，对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不能照搬针对公务员队伍制订的规定。教师的知识需要长期积累和不断加深，他们和老医生，老律师、老技工一样不会到了某一年龄就全无用处。现在高校中的教师，满60岁男性的教授、副教授；满55岁的女性教授、副教授，不管他们的能力如何、水平如何；也不管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就退休（少数博导是65岁退休），多数60岁左右的男女教授、副教授，包括65岁左右的博士生导师，正处在他们所从事教学工作的巅峰状态和黄金时期。他们既能优质地完成本身的工作，又能帮助年青教师尽快成熟起来（这一点由于文革十年的断层，更加必需）。所以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向他们提供继续为提高教学质量而奋斗的机会，而不是让他们退休回家教孙辈。

　　要强调指出的是这几年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在校生人数，有了很大的增加。有些学校为争取办研究生院，办“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招生数更是成倍加翻地剧增，有的甚至在五年内增加了三倍。这样，一批经过严格培训和长期教学实践锻炼的、具有相当教学和科研工作基础的老教师，一方面要转而去从事研究生的培养和教育工作（一个教师指导几十名研究生的状况并非特例）；另一方面又仅仅由于年龄关系而纷纷退休；相当数量的青年教师则在当前一些政策导向下，既缺乏老教师的言传身教，又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本身根底既不足，备课又不充分，有的人在自己对教学内容还没弄清楚之前，就仓促上讲台，不可避免地在教学质量上频频出现各种令人痛心的怪现象。

　　当前急迫的任务是根据“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改革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制度，而不要只“尊重年龄”、只“尊重学历”。

　　四、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

　　良好的大学教育管理体制应当符合我国的国情；适应科技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如何有利于发挥广大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们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积极性、责任性和创造性。

　　“现行的具有典型计划经济特征的教育权力体制，过分强调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因而对教育事业的管理主要表现为一种以命令与服从为主要特征的高度集权方式。政府几乎包揽了从举办到办学的一系列权力……因而带来很大的弊端。（摘自：《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

　　高度集权造成的弊端从根本上来说是限制了各校领导干部、广大教师、职工和学生的积极性、责任性和创造性；提供滋生官僚主义和各种腐败现象的环境和土壤；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的要求是“形成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的新体制，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从现状来看这个目标远未达到。

　　解决高度集权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切实做到以下三方面：

　　（一）真正建立起“以省级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的新体制”；

　　（二）建立学校法人制度，真正赋予高校依法办学的自主权；

　　（三）建立科学的，合乎教育规律的监督，评议机制。

　　高校是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因此，在高校的管理上，更需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高度集权状况的改变只是时间问题。早改比晚改好。

　　五、评估问题。这里特别要提出一个建议，暂停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的评估”工作。因为以“迎评促建”作为指导方针的各高校，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应付各种评估指标，影响了各高校从自己实际情况出发，扎扎实实地（一个一个学科，一门一门课程，一个一个环节）提高教学质量的工作，甚至还引出许多不良倾向和负面效应。“迎评促建”的口号，其实质是让各高校领导、教师和职工接受教育部的“应试教育”，按教育部的题目做答案，按评估标准去准备各种平日并不存在的文件供评估，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对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不会有什么好效果。

　　总之，没有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不会有高水平的教育。在这里功利驱动是不起作用的，关键是要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使他们能毫无后顾之忧地集中精力于提高学术水平和提高教育质量上，使真正有学识的人才，能做到“士为知己者死”，为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贡献一切力量。（作者为原武汉水运工程学院院长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后来并入武汉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