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广西的打工青年阿星，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话题。他被广东潮阳一工厂辞退，薪水欠发，一气之下杀了主管。而在此之前，他曾在同乡的“砍手党”团伙做饭3年，却从未参与作案。他始终不愿意加入“砍手党”，为此离开老乡，到深圳、东莞、汕头等地做工。一个有意识远离犯罪的青年，却最终杀人。（7月12日《南方都市报》）

　　这种只有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情节，如今却在现实上演，因阿星身上浓郁的悲剧色彩，被同情他的人们称之谓“悲情阿星”。

　　“阿星”们的沉沦，是最让人不忍目睹的青年的沉沦，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蕴涵众多沉重内涵的血腥标本，它的预警意义超越“罪与罚”的法律认定，超越该同情还是谴责的道德争辩，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痛与缺失在此暴露无遗，矛头直指并撞击严肃思考的人们的心灵：面对潮水般涌向城市寻找生路的农村青年，是任其自生自灭，还是就此展开拯救行动，从悬崖边拉回摇摇欲坠的一个又一个“阿星”？

　　十八九岁的阿星，“个子很高，棱角分明的脸笑笑的，像个孩子”，他的父母也说他“从小就很乖”；在正常的情况下，他应该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愉快的青春，开始恋爱，等等。

　　如此叙述，并非想像一些人那样推导出这个结论：阿星杀人全是社会不公逼出来的。尽管演绎这样的结论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但它无益于我们正视问题、缓解问题，也难以解释这样的现实：同样来自偏远的乡村，同样在城市挣扎煎熬，但众多青年却在苦难中成长，或脱胎换骨，或白手起家，最后成为于自己、于社会都有利的企业家或其他领域的出类拔萃者；更没办法直面这样的悲惨世界：虽然那个无情地执行资本意志的主管，言行可恶，但倒在血泊中死去的生命是无辜的，他背后因此支离破碎的家更是无辜的。

　　“人性本善”不该成为为阿星杀人罪行开脱的理由，与此相对应的是，“咎由自取”同样不该成为社会推卸责任的借口。之所以强调阿星的“我本善良”，除了难以相信淳朴乡村青年为何堕落成冷酷的凶手外，更在于想借此提醒：我们本有机会拉阿星一把，把他拉离边缘，遗憾的是，我们错失机会，眼睁睁看着阿星毁灭。

　　阿星为“砍手党”做了3年饭，却没有加入该团伙，说明他善念尚存，仍想做道德上的好人；如果为他提供相对较好的工作机会，让他拥有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社会将多一名踏实安分的务工者，少一个血腥的杀人场面；遗憾的是，阿星微弱的善念没有得到回应，生活的艰难与粗糙磨去了他可怜的自律，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大工业生产的背景下，社会之于务工者，如高速转动的机器之于螺丝钉、齿轮，要想让机器良性运转，已经不能单纯地按照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将“技术含量”不高的螺丝钉、齿轮扔出体系外，任其生死。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机器与每一个螺丝钉、齿轮已是交织一起的有机体，哪个螺丝钉出了问题，不可能简单地归咎于螺丝钉或机器就可了事的，问题的澄清需要从有机体的高度清查、反思，悲痛与后果也让有机体逃无可逃，责无旁贷地承担。

　　阿星的悲剧虽然可以说是个人的，但无人是旁观者，只要你生活在社会有机体内，你就无法幸免，必须分担悲剧后的风险。因为，为你新家装修粉刷的农民工群体中，很可能就有“阿星”的身影，你漫不经心的一句呵斥很可能增加他对“城里人”无名的仇恨；而你无意间的一声笑，也可能让他善念浮起，压住蠢蠢蠢欲动的恶意。

　　阿星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乡村青年群体，他们大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什么技能，没有话语权，两手空空怀着简单的理想来到城市，无力而茫然地在城市里徘徊。如何给这个日益庞大的群体一个出口——生活上的出口、情绪上的出口与精神上的出口，已不仅是道义关怀层面上的事情，而是涉及城里、城外人如何相安的大事了——常态社会不给他们出路，他们就要被迫寻求极端的出口，比如暴力、“黑社会化”等，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主流社会无法承受之痛。

　　在城乡差距短时间内无法弥合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让乡村青年群体比较顺畅地搭上城市化的呼啸列车，我开不出万无一失的药方，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给他们一些帮助，至少可以减少震荡与摩擦——比如，为他们无偿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指南，提供适应城市生活的心理辅导与咨询。

　　已有社团与个人在以不同的方式尝试，但这远远不够，需要涉及面更广、更常态的社会层面的机制，而这，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大作为。

　　“阿星”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你可以不喜欢他，但无法拒绝。这是繁华与喧嚣共存的大时代给出的考验。

　　(稿源：红网)(作者：修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