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一本揭开日本天皇裕仁神话的传记《裕仁与现代日本的诞生》被授予当年普利策奖的传记类奖项，获得评论界和学术界一致好评。此书最近由新华出版社译成中文。该书作者是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历史系教授赫伯特·比克斯。

　　比克斯二战后曾作为美国海军预备役军人在日本服役，上世纪六十年代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开始对日本全面研究。他对裕仁天皇在国家中的作用很感兴趣。直到裕仁于1989年逝世后，有关文献资料才得以披露，这为比克斯的写作创造了条件。

　　裕仁始终处在战争决策中心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裕仁天皇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傀儡，1937年军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4年后又与美英两国开战，不掌握实权的裕仁只能被动接受军方的决定，从来没主动表示过支持。裕仁还被描述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反对军国主义，寻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裕仁甚至被说成是君主立宪制下的“正常”君主，是一位在1945年对所发生的一切承担了责任的“勇敢的失败者”。而《真相》一书彻底打碎了所有这些神话。比克斯先生深入研究曾与天皇共事的皇室官员、资深政治家、军方将领在裕仁去世后发表的官方文件，借鉴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天皇和日本侵略战争的研究成果，从而揭示出一个不事张扬，在幕后行使宪法赋予其巨大权力、经常在关键时刻干预军事和政治决策的君主的真实面目。作者指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裕仁代表了为侵略战争辩解、确保日本军事行动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在位期间裕仁天皇直接或间接阻碍了日本人民中萌发的民主倾向。

　　比克斯在书中所描述的裕仁是一个复杂、固执、内心充满矛盾、神经质的人，在位的头20年里，他只关注与自己的统治有关的事，他生命中最主要的使命是保护皇室和日本帝国。他从小就接受儒教和被理想化的武士道价值观的熏陶，被要求去承担没有人能够承担的重负。最终这些责任被证明超出他所能承受的限度，可由于当时美日两国保守派领导人的庇护，裕仁得以逃脱罪责。

　　谈到裕仁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作用时，比克斯指出，裕仁始终处在决策中心，并拥有巨大权力，甚至能够在政府作出决策之前就加以干预。在裕仁与日本军方的关系问题上，比克斯通过研究史料得出结论，1931年日本关东军图谋出兵占领中国东三省时，裕仁最初还有些犹豫，后来当战事进展顺利时，裕仁性格中的“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占了上风，他转而把宝押在军方身上，成为领土扩张的公开支持者。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裕仁更加积极地介入军事决策。尽管就其性格而言，裕仁并不是一个会陶醉于战争的人，但在随后的4年中，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关注中日战争改变了天皇，使他更倾向于与美英冒险一战，更习惯于对战事加以干预，更容易受到日本企图在东亚建立所谓国际新秩序口号的影响。这最终导致1941年10月裕仁任命在中国问题上不肯对美国作出任何实质让步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为首相，而没有选择建立一个以皇室成员为首相的内阁，错过了和平机会。裕仁不仅支持东条的政策，而且出于本能地和东条一样坚持不让步。

　　美国庇护天皇　延缓国民反思

　　美国政府当年不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给今天的日本带来何种影响呢？比克斯教授说，美国在占领日本后，希望保留天皇制，对裕仁加以庇护，但条件是首先剥夺其政治权力，且裕仁必须在对日本实行政治改革方面与美军占领当局合作。按照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政府的计划，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利用天皇的影响实行日本的非军事化，并且改变明治以来日本的政治架构，进而推行他们的民主化改革。美国占领当局的第一个目标很容易就实现了，因为日本统治集团已经决定实行非军事化，并早在麦克阿瑟到来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然而，实行民主化的目标困难重重。为了使所谓“象征性的天皇制”合法化，美国决策者声称日本实行的天皇制与西方民主在理论上是相容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民主改革的作用。几年后出于冷战需要，美国干脆放弃了所谓的民主化改革。

　　美国占领当局庇护裕仁，让他继续在位，并把他描绘成一位和平主义者，是导致日本长期以来对其侵略战争没有正确认识的重要因素，裕仁声称日本当时面临民族危机，日本青年作为忠实的士兵，入侵了其他国家，有理由击毙敌人。日本战败后，日美有关当局掩盖裕仁天皇在战争中的作用，美化日本侵略别国的行为，在中、韩和其他遭受日本占领和殖民统治的国家播下了对日本不信任的种子。在美国支持下建立的战后君主政体很快倒向前政权的所谓“温和派”政治家，而这些人始终将日本的侵略战争看作是出于自卫，为了全亚洲人民繁荣的“正义”之战，而正是这些人不时在日本的侵略战争史问题上翻案，宣泄一番他们的真实思想。

　　比克斯认为，保留天皇制度，让裕仁继续在位给日本造成的问题远远多于所解决的问题，因为这延缓了日本国民面对自己国家的侵略战争历史，导致对战时历史的歪曲，阻碍了日本的民主化进程。

　　错误历史认识还会延续下去

　　裕仁天皇从来没有受过调查，也没有受到法律的审判，这实际上是中世纪“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一法则作祟，消除其影响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在美国也有一些人看到了这一点。1999年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人民的审判”中，裕仁天皇

　　受到了象征性的审判。尽管这种审判不具备法律的约束力，但在历史的法庭上，犯有罪行的国家元首应当、也最终将受到历史学家和公民的审判，而且这种审判并不是最终的，它将随着新证据的出现而作出新判决。

　　比克斯教授认为，60年来，许多日本人一直在对日本那段历史进行批判性反思，九十年代末的一些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日本公民接受了日本侵华战争是日本发动的一场非法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中国军民进行的是一场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战争这样的观点。但在日本国内，人们对于这场战争及其后果等问题仍然存在很大分歧。

　　比克斯教授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日本政治集团的政治立场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其他国家对日本的看法，掌握舆论工具的少数人也总有机会表达其立场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歪曲事实的错误历史观还会在这些人中延续下去，并影响舆论。

　　比克斯教授说，在美军占领初期，日本的知识界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态度远要比他们的德国同仁来得更彻底，可是战后在亚太地区确立了其霸主地位的美国却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日本断绝和中国的外交与贸易往来，在冷战中站在美国一边，于是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日本领导人采取了远离亚洲，拒绝反省日本战争罪行的策略。　摘自《参考消息》　王波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