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晚上，山西省榆社县电视台播出一则不同寻常的公告：因今年高考成绩大面积滑坡，榆社县委常委会诚恳地向全县人民致歉，同时决定对榆社中学领导班子实行全员停职待岗———原来该县今年遭遇“有史以来最差的一年”高考，在晋中11个县里排倒数第一。

　　从誓不低头到勤于认错，显然，我们的官员学会并勤于道歉是政治文明的进步。但道歉并非多多益善，而是有“道歉理性”的，即在对应的权责范围内认领失误，如果突破了权力界限，就是一种容易带来灾祸的“滥歉”———官员为高考考砸道歉就属于此类。

　　山西榆社县委常委会因该县高考滑坡而向全县人民致歉。看到这则貌似充满“承担责任的政治勇气”的道歉公告，笔者的第一感觉是：一切政治行为都要受到权力合法性的拷问，无论其是攻击性还是善意的，县委、县政府有这个权力直接领“高考滑坡”这个责任吗？

　　对于道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只看到其道义责任的一面，其实，道歉在潜意识中还包括着一种权力的划定和确认，它蕴含着一种消极的权力话语：只有有权力的人才有道歉的资格，无权则无责，无责则不需、也无资格道歉。从制度安排上看，教育事业带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县委、县政府对作为结果的高考成绩是不存在直接的权力支配关系的。所以县委、县政府无权直接领“高考滑坡”这个责任，即“无权”道歉。

　　有人要说了，政府主动揽责、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有什么不好呢？

　　其实不然，可以看出，这种越权的道歉绝非只停留在“过去总结”中，而是面向未来的带有强烈的扩权冲动，从“我有责任我道歉”转化到“我道歉我有权力”，即政府将会把权力之手直接伸到具体的教育中，直接干预具体的教育安排，从教师安排到教学大纲，从作息时间到课程进度，从考试频率到考试成绩———在政治权力“惟高考分数”马首是瞻的权力干预中，刚刚露出点“素质教育”萌芽的高中教育有可能变本加厉地返回“应试教育”的老路。

　　可以看到，榆社县委“我道歉我有权力”的教育干预行动已经开始了，榆社中学领导班子已被全员停职待岗，校长已变成新成立的教育改革领导组的助手。

　　认真地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在诸如教育等领域实行“去行政化”的改革，在于这些领域带有很强专业性和科学性。行政权力讲究的恰恰就是目标单向度：为了一个既定的目标，它会漠视为完成这个目标可能带来的众多伤害———所以行政与教育应该是分离的，教育应有充分的自主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榆社县委为高考考砸向全县人民道歉，主动揽责、主动承担更多责任，这种“善意”的越权绝非什么好事，此种“教育父爱主义”只能给教育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更多的祸害。（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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