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午晴

　　最近几年，原本在西方大行其道的富豪排行榜登陆中国，就在3月10日，福布斯2005年度全球富豪榜新鲜出炉，内地两位巨富榜上有名。

　　在媒体的热烈追捧下，不仅榜上有名者天文数字的身价让人咋舌，其个人奋斗的酸甜苦辣、创富传奇中的跌宕起伏更是让普通人津津乐道，视作典范。

　　表面上看，富人阶层在总体上业已得到社会主流观念的认可，然而，各种隐蔽的或半公开的排富倾向（针对富人的排斥、排挤、排击倾向）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也可以说，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俨然存在一股排富暗流。

　　无疑，排富是一种不良倾向，不仅伤及无辜，其内在的仇富情结亦构成自我良心上的阴影。

　　排富暗流包括权势欺压、关系疏离、无端骚扰、恶作剧、阴谋陷害，甚至舆论仇视等。

　　最近，各种媒体不断报道一些富人及其家人在自己工作、生活的圈子里不时遭遇各种排斥、排挤乃至打击，如权势欺压、关系疏离、无端骚扰、恶作剧、阴谋陷害，甚至整个舆论仇视等。这些排富行径多半以未完全公开的方式出现，可谓暗流汹涌。

　　富人阶层出现初期，最突出的排富倾向来自权势欺压。

　　当财富遭遇权势，谁胜出？不言自明。当权势脱离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权势本身就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是扶植、削弱，乃至剥夺财富增长机会的力量。在法律和道德缺席的情形下，财富面对权势，不得不低头。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各种针对富人的名目繁多的权势摊派现象。

　　诚然，对于各种公益事业、慈善服务，富人有责任、有义务出钱、出力，但究竟贡献多大力量，理当以自愿为第一原则。让富人心怀怨恨的是，每次权势摊派的结果不是大众受益，而是贪官污吏的私人腰包又鼓胀了起来。

　　随着富人阶层逐渐形成，另一个凸显的排富倾向是关系疏离。

　　通常，一个人致富后，其社会关系最初的变化多半是一种攀富现象，即各种亲戚朋友熟人乃至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户趋之若鹜、攀龙附凤。但紧随其后更多是一种人际关系疏离的状况，即人际关系上的疏远、分离、隔离、孤立。疏离者，或是因为攀富不成反生恨，或是因为自命清高而不肯同流合污，或是因为自惭形秽而难以相处，或是因为猜疑误解而退避三舍……

　　近些年来，排富倾向开始出现一些看似无厘头乃至舆论仇视的情形。

　　曾有媒体报道，一位车主连续数日发现，自己停泊在生活小区的超级豪华轿车不是被扎了轮胎就是被敲碎了车窗玻璃。当然，我们不排除小孩子恶作剧的可能。但可能性更大的却是成人的恶作剧，不为别的，就是要让他不舒服，谁让他拥有这样神气的超级豪华轿车呢？应该说，诸如此类发生在富人及其家人身上的恶作剧及其它骚扰事件不在少数，骚扰者既非谋求私利，也不是与特定对象有什么直接利益冲突或深仇大恨，甚至根本没有特定对象，只是想让富人有点难堪，杀一杀他的威风。

　　针对富人的舆论仇视则有说三道四、蜚短流长、幸灾乐祸、暴露隐私、挑拨离间、落井下石等。

　　排富倾向蕴涵了一种深层的仇富情结，而仇富情结则渊源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为富不仁”观念

　　中国人的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排富”这样一股暗流？其答案当然是多元的。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排富倾向似乎蕴涵了一种深层的仇富情结，而仇富情结则渊源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为富不仁”观念。

　　两千多年前，《孟子·滕文公上》载：“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意思是说：要想发财致富就没有仁义，要讲仁义就不能发财致富。换句话说，只求自己发财致富的人必然存心不良，而心地善良、为别人着想的人就富裕不起来。自此，中国文化有了一个经典的“为富不仁”观念文本。

　　这种观念绝非凭空而来，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逻辑即首先确立，“贵义贱利”、“崇公抑私”、“存理灭欲”有较高的道德价值；进而以道德价值取代事实判断，得出义利对立、公私矛盾、理欲冲突的“普遍真理”。由此，“为富”必然“不仁”，故“为富不仁”。

　　当然，传统的中国社会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大量义利对立、公私矛盾、理欲冲突或为富不仁的现象。与此相关的许多民间谚语就是一种佐证。譬如，“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无官不贪，无商不奸。”“不穷千家，不富一家。”“发财一家，苦死万家。”“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黑心做财主，杀心做皇帝。”“不毒不成财主，不饿不成骷髅。”等等。

　　可见，“为富不仁”观念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

　　正因为坚信“为富不仁”，所以，诸如嫉妒、酸葡萄心理、怨恨、迁怒、投射、报复、泄愤等排富心理或仇富情结都似乎具有了“合理”的内核。其内在“逻辑”大抵是：既然你不仁，别怪我“不义”。

　　我们可以对为富不仁义愤填膺、深恶痛绝，但不能莫须有地将为富与不仁联系起来

　　显然，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民间谚语都不足以论证中国文化中“为富不仁”观念在现实中的真理性，从科学逻辑的视角来看，“为富不仁”只是一种猜疑。不过，鉴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皇权统治下的剥削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总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更遑论发财致富，所以，“为富不仁”在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就是一个毋须论证的真理。如今很多人一想到“杀富济贫”，依然会心生一种冲动、一种快感。仇富情结之深厚、之强烈，可见一斑。

　　然而，时代在变，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追求个人利益乃至发财致富的正当性开始逐渐得到确立。所谓“正当性”，主要指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弘扬及正式社会制度的保障、维护。数千年的桎梏一旦去除，中国人被压抑的创富潜力真正得到了解放，依靠个人智慧和奋斗获取财富成为主流观念鼓励的成功模式。

　　弹指二十余年，不经意间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富人阶层。这个富人阶层大体上包括私企老板、私企白领、国企高级主管、文艺体育明星、明星作家、国家特殊人才、证券市场高手等，以及贪官污吏和其他不法敛财之徒。

　　应当说，“为富”与“不仁”在逻辑上肯定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即使孔老夫子坚持“义利对立”的价值取向，他都还说过“君子好财，取之有道”。也就是说，“为富”本身不是罪过。“为富”是否“不仁”，关键在于“为富”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为富”之道。

　　当然，不论是哪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由于存在客观资源的有限性和个人德性修为的有限性，“为富”似乎还是比“不为富”更有可能“不仁”。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迁、国家法制尚不健全、道德价值亟需重建的背景下，为富不仁者确实大有人在，他们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权钱交易，偷税漏税，欺行霸市，恃强凌弱，坑蒙拐骗，偷盗抢劫，敲诈勒索，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对为富不仁者嗤之以鼻、恨之入骨、不共戴天，对其为富不仁行径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深恶痛绝，但我们不能固守仇富情结，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枉加猜疑“为富”与“不仁”之间存在莫须有的因果关系，更不能将当代中国的“富人阶层”等同于“富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