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学斌　刘晓燕 实习生张笑雪

　　广西天等上映乡“砍手党”曾在深圳公明猖獗一时，上映乡人也因此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公明绝大多数工厂招工，至今都不愿招上映乡人。

　　新生代打工者阿星，案发前曾在工厂兢兢业业工作，5年来，一直努力挣扎拒绝加入“砍手党”。

　　记者调查发现，上映乡类似阿星的打工仔为数不少，他们拒绝与“砍手党”为伍，安分打工，拿着微薄却“干净”的工资。此外，不少与阿星同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在城里打工遇到不顺时，也努力坚守着心中的净土，不让自己的灵魂倾斜。

　　打工赚钱虽然辛苦但很干净

　　◎讲述人：李轻松（化名）

　　阿星的老乡25岁

　　瘦瘦高高的李轻松在深圳公明街道办一橡根厂上班，他来自广西天等上映乡上美村，离阿星所在的村子只有10分钟路程。

　　李轻松是家中独子，他说，天等县处于中越边境，被群山包围，交通极为不便，但每家每户都有很多农田，他家就有四十多亩地。11岁时，他就开始帮父母干农活。但一年辛苦到头，家里却没有多少收入，“几十亩地的收成却抵不上化肥、农药钱”。由于交通不便利，种植的很多农作物都卖不出去。

　　他父亲为此受到打击，1996年他读初一时，家里很多田地都荒废了，只种够全家人吃的两三亩地。那一年，家里没钱供他继续读书，看到乡里有一些人出来打工赚了钱，19岁的他选择来到深圳。

　　他最先进入公明一家塑胶厂当工人，一个月有380块钱，工厂每个月扣50元钱的饭钱，他一个月寄300块钱给父母。1997年6月，由于父母年迈，家里的稻谷没人收割，他辞工回了老家，一个月后，他再次来到了深圳公明找工作，很快就进了现在工作的厂，“那时‘砍手党’还没有，找工作很容易”。

　　但宽松的找工环境在2000年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些没有读过书或者辍学的年轻人来深圳找工作，“由于不到十八岁，或是没有文化，工厂不愿意接收他们”。为了生存，这些年轻人开始出去抢劫。

　　这些“做坏事”的老乡的恶名开始在公明广为流传。一些工厂开始拒绝天等县上映乡的年轻人。这很快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年轻老乡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现在已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的他，每个月只有1000块钱的微薄工资，妻子在家带孩子没有上班，“我的工资仅仅够一家人租房和吃饭用，我很缺钱，但我从未想过要出去和‘砍手党’老乡为伍”。

　　“听说他们过得很潇洒，用抢来的钱大吃大喝，住宾馆，但我不羡慕他们，我见到他们都会躲着”，“我的工资很少，但我的钱都是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很干净，用得也踏实”。他说，“我不和‘砍手党’为伍，抢劫来的钱财和快乐，是建立在另一个家庭的悲剧上的，我不愿做这样一个残忍的人。”

　　想起家中父母忍住没烧工厂

　　◎讲述人：唐小刚　广告喷绘工28岁

　　在深圳莲塘租房自己制造广告牌的唐先生，已来深圳7年。7年前，21岁的他为了逃离贫穷，跟着表哥从四川南充来到龙岗坑梓一砖厂打工。

　　他和表哥在砖厂上了三个月的班，每个月只有300多元，但是他省吃俭用，还是存下700多元寄回老家，让父母还他哥哥结婚时欠下的账。砖厂工作环境不好，加上水土不服，他染上了红斑。三个月后，只好辞工重新找工作。

　　很快，他进入了坪山一家喷油厂，主要给玩具喷油漆花边。但进入工厂上班不久，他就后悔了，“我们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从早上一直工作到凌晨，老板为防止我们睡觉，一直开着音响。”唐先生说，他被安排在一个不到四五百平方米的车间内，与三四百名喷漆工一起工作，半年才能领一次工资，一个月吃一次有肉的饭菜都难，“我们就像现代包身工一样，没有自由”。

　　他和所有喷漆工没有任何防护设备，连口罩都没有，“晚上下班后，我们嘴里都是油漆。”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一些油漆工身体中毒，身上长满浓疮。

　　工作了一个月后，他和几个刚进去的工友吓坏了，找到老板要辞工，宁愿不要工钱。但老板恶狠狠地威胁他们，“进来了就是我的人，除非你们死了，再敢提辞工，我叫人揍死你们”。随后几天，有数名男女工友辞工，被老板叫来的打手打得遍体鳞伤。

　　“那段时间，我简直快被逼疯了！”唐先生回忆说，他不要工资老板都不给他自由，欺人太甚，他想到了用火点着工厂内的几罐天拿水，将老板的工厂烧毁。但冲动的他随后想到了家中父母没人照顾，最终控制住了自己即将出轨的灵魂。在一个雨夜，他和两名工友翻越围墙，逃出了该工厂。

　　此后的数年打工生涯很顺畅，“我遇到了两位不错的老板，学了不少技能。”唐先生说，他现在已自己租房子，平时到外面找单制造广告招牌，收入不错，“当初如果我很冲动，也许就毁了我自己，没有了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