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王霆35岁

　　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翠花路派出所副所长

　　采访人:记者刘昌武实习生王席乐

　　王霆是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公安分局翠花路派出所阳光社区的片儿警。

　　王霆身高一米八余，慈眉善目的，从稳健的动作到平静的眼神都给人一种可依靠的感觉。

　　1990年从警校毕业后，我被分到金水分局文化路派出所当了一名刑警，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天生就是块干警察的料儿。之后的两年里，我破的刑事案件占到全所的三分之一，被授予“优秀侦察员”称号。1992年我调到金水分局治安科，看到自己的努力有回报，我越干越有劲，2000年被提拔为未来大道派出所指导员，正在我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我绊倒了。

　　说到这里，王霆的眼神黯淡了下来。

　　2002年3月，我所一名民警办案时犯了严重错误，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处理决定很快就下来了，我因领导责任被撤销了行政职务，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从鲜花掌声簇拥的舞台重重地摔在了冰冷的地上。

　　刚刚30岁出头的我被打蒙了，走在路上，我看到人们一如既往地忙碌，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活儿干，最大的不幸就是无所事事，停职的日子里，眼前的整个天空都是灰蒙蒙的，我慌乱、没有着落。是沉浸在对往日辉煌的回忆、沉沦于对残酷现实的迷茫，还是忘掉过去，从零开始？

　　3个月后，我主动要求一份具体工作，最终我被派到南阳路阳光社区当了一名片儿警。到社区一看，我当时就傻了，阳光社区跟名字完全是两码事:9000多人的社区，四个企业，两个破产，一个濒临破产，光下岗职工就1200人，2002年一年就发生刑事案件41起！

　　我知道我必须走近他们，我必须融进他们，并最终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苦思冥想了很久，当时已临近年关，下班的路上我看到一群学生手拿贺年卡、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突然来了灵感，为什么不给这些居民送张贺卡，有什么能比尊重更能打动人的呢？

　　不久，我的贺卡设计出炉了，正面是一名威风凛凛的持枪警察，背景是蓝天、长城、和平鸽。背面的内容就像我的名片，又加上了新年贺词、安全防范知识、服务项目，为了实用，我还特意在上面印了年历。然后，我就挨家挨户去拜访，并送上精心制作的贺卡，每到一户，看到群众那惊动我了。这张贺卡以后被人称作“阳光警务卡”。

　　王霆说，警察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很多人认为这是干瘪的口号，因此你必须把这个口号给具体化。对王霆来说，如果在他的辖区内，群众出门家里丢东西，或晚上回家晚路上被抢，甚至孤寡老人在家生病无人照料，都是一种极大的耻辱！

　　沙口路2号院是郑州面粉厂的家属院，没有大门，也无人值守，窃案连发。我多次找面粉厂领导协商建大门，但都被婉拒了，吃“软钉子”没什么，可我经不住辖区群众对我工作能力的怀疑，我抱定一个信念:大门一天不建，我就一天不走！那几天连降大雪，我就裹着大衣在院子里巡逻，直到凌晨两三点最后一个上夜班的居民安全回到家。我坚持了半个多月后，就有群众自发地向我走过来，和我一起站岗守夜。

　　一天夜里，面粉厂主抓保卫的副厂长从门口路过，看到我这么晚还在门口站着，就问:“小王，这么晚你在这里干什么？”“咱这个院老丢东西，又没大门，在大门没修好之前，我就先在这里站岗！”这个厂长当时就愣愣地看着我，之后一字一顿地说:“小王，这里你别管了！明天我就开会把这事儿解决！”

　　第二天事情就定下来了，面粉厂修建了大门，建立了门卫值班室，并每月拿出600元钱，由我在家属院挑选4名责任心强的下岗工人值班，对家属院昼夜巡逻看护。此后，我对社区的18个家属院逐一进行了封闭，我自己出钱扯电线、买灯泡，在每栋家属楼前点燃一盏灯，推行社区“亮灯工程”。

　　阳光社区里有个王女士，有一天下夜班回家，途中遭抢，报警时跑了很远都没有找到电话，因为公用电话亭都关门了，到家后在警务贺卡上找到了我的电话才报了警。如果群众遭到侵害，连报警的条件都没有，安全感从哪里找呢？第二天，我在沙口路1号院利用门卫值班室电话，建立了“110警民联络站”，自费制作了个大灯箱，夜晚十分抢眼，让犯罪分子看着都害怕。后来我又相继推出了“你外出，我值班”、“老妈妈治城”等，组建了“下岗工人巡逻队”，每天晚上带领巡逻队员为群众巡逻守夜，从2002年年底到现在，阳光社区没有发生过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其实，王霆做的很多事儿都与本职工作无关，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嘲讽，王霆没有理会，他说，我干的就是这活儿，这样做老百姓高兴，就值。

　　一天早上，我来到一个家属院，看到一辆运尸车停在院里，“刘妈妈走了！这么大年纪了，孩子不在身边，家里又没有电话，走的时候身边连一个人都没有，真可怜！”听到群众议论，我当时腿沉得都走不动路。我在想这些生活本来就很清贫的孤寡老人，又没有电话，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怎样以最快的速度发出求助信号。有一天我看到社区制作宣传标语时剩下的边角废料，马上来了灵感，小时候看电影，看到鬼子来了，村民会在山上砍掉一棵“信号树”，为什么不利用这些废布搞成“信号带”呢？

　　我把第一批30条红飘带分别发给社区的五保户和独居老人，并向他们承诺:红飘带挂起来，我就赶过来！孤寡老人高凤英大娘每逢有急病时，都要挂起红飘带，得到信号后，我就立马背她到医院。到了春节，我还把她接到家里一起过年，我的孩子见到她总是奶奶长奶奶短的，高大娘为这不知流过多少泪。去年8月老人临

　　终时，再三嘱咐邻居:“我走了以后，一定要把红飘带带走，有了这条救命的红飘带，我就有安全感，死了也不会孤单！”听到这番话，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当初真没想到，一条红飘带能把我和老百姓拴得这么紧。带着这红飘带，我送走了13个老人。

　　有一天我正在值班，一家超市打来电话说抓了一个女贼，我赶到后看到一个女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这女人穿了个孕妇装，进来鬼头鬼脑的，果然她偷了两桶奶粉，被我当场抓住。”店老板自豪地说。我把这个女人带回派出所，问她为什么偷东西，她不说话，只是不停地哭，半天才说，“我爱人去世了，孩子才两岁，我没工作又没亲戚，孩子饿……”

　　我愣住了，为验证真假，我让她带我到她家。她家住得很偏，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一个简易窝棚，没进门就听见有孩子哭，推门一看，一个孩子正坐在床上哭，衣服被泪浸湿了一大片。我什么都没说就出来了，掏了200块钱给超市老板:“这奶粉我买了，你赶快回去忙生意吧！”然后把奶粉给了那个女人，她当时就跪那儿了。后来我知道她会做蛋糕，就在家属院门口帮她租了间房加工蛋糕，她的生意越来越好，现在日子已经过得相当不错了！

　　辖区里有个老余，过去做生意挣过大钱，但自从吸上毒品后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父母怕孙女跟着他受影响，就把孙女接走抚养，不让他们见面。老余先后5次被强制戒毒、劳教，每一次他都想重新做人，但他被社会拒绝了，绝望了。我开始慢慢地跟老余沟通，所有的吸毒人员都是孤独的，老余似乎特别喜欢跟我聊天，谈他过去的辉煌，他的女儿，他已经很久没见过女儿了。

　　我创造条件让他们父女见了次面，之后我们送他女儿回学校。开车返回时，我和老余都没有说话，他转身朝车后望，已经看不到女儿了，突然老余放声大哭，把我吓了一大跳。人都是感情动物，我心里也沉沉的，男人的哭声其实是很震撼的。“这么多年了，只有你把我当成朋友，我以后决不再沾染毒品了，你信不信？”“信！”我拉着他的手，只说了这一个字。

　　2003年8月，老余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一趟，没说什么原因，但我还是赶去了。一进门，我大吃一惊，他屋里跟一年前已大不一样，干净而整洁。“兄弟，我是给你报喜的，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沾过毒品，又做了点小生意。还有我女儿，她被保送到山东大学舞蹈系了！”老余见到我激动得语无伦次。我已经戒酒几年了，但那天晚上我喝了老余的女儿给我敬的一杯酒。

　　王霆说，在社会的基层，他体会到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幸福和快乐，面对这些忙忙碌碌而又活得很实在的老百姓，如果你偶尔想到要他们回报什么，真的会自愧半天。他到任至今，帮助150多个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给14户居民争取到了低保，资助3名困难群众的子女顺利完成学业，通过红飘带，把3位老人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有一次我两岁的孩子得肺炎住进了五院，妻子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忙，旁边的群众听到了，竟然自发组织了十几个人到医院探望。他们不知道我孩子的名字，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看见大夫就问:“我们找一个住院的孩子，他爸爸是个警察，姓王。”十几个人都是下岗职工，基本上没什么收入，有些人仅靠每月200元的最低生活补助度日，平时甚至舍不得为自家的孩子买块雪糕，可他们凑了上百元钱买了两桶奶粉来看我的孩子。从那以后，妻子再也不因我回家晚而责怪我，再也没有因为我没给她商量就把钱拿出去“救火”而跟我争吵。

　　2004年除夕我在派出所值班，夜已经很深了，一拨儿群众来到派出所找所长，非要让所长给我放会儿假，让我去他们家吃口饺子，所长感动了，放了我半小时假。他们怕浪费我时间，就把饺子端到门口等着我，他们不敢让我吃太多，因为怕到了后面的人家就吃不进去了。那天晚上，我真的哭了，把我弄哭的是社区老百姓，那顿饭，是我在那一年中吃得最饱的一顿饭。

　　采访中王霆的手机铃声不停地打断我们的谈话，那是他的“社区110”——65020110小灵通手机在响，阳光社区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号码，就像熟知自己家中的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时时牵系着王霆和他所“管理”的社区居民。送王霆走时，又一名社区居民来电，说社区一位老人去世了，让他赶回去处理。结束采访时，阵雨刚过，雨后的阳光斜洒下来，清新而温暖。

　　（图为王霆在为社区居民演示红飘带的用法。）记者刘洲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