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位被逼成为侵华日军性奴隶的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及她们当年遭受侮辱情况的口述实录

　　我的朋友陈庆港在2004年的夏天和秋天，汗水淋漓风尘仆仆地奔走在中国的大地上，大海捞针般的一个个寻找幸存的慰安妇，竭力劝服她们说出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并鼓起勇气面对他举起的镜头。我想我必须公开对他的工作表达足够的尊敬，因为这些充满震撼人心的力量的照片，不仅展示了一位优秀摄影师令人吃惊的才华，更重要的是它们记录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那些曾经亲身经历战争的苦难和伤痛的人，在60多年的时光中，许多都已经悄然逝去。照片中这些历史的见证者，也已经成为风烛残年的老人，到了她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就在这些照片刊登前，她们中已经有人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随着时间的继续流逝，她们一个个都将先后默默地离去，幸而有一个充满良知和责任感的新闻摄影人，用自己的镜头和文字永远留住了她们。

　　时间也许会消失，但是历史不会消失。我无法想像，老人们在回忆那些梦魇般的往事时，摄影师陈庆港在寻访和面对她们时，亲历者和记录者，讲述者和倾听者，年长者与年轻者，内心究竟都翻滚过怎样的激烈与挣扎、颤抖与疼痛、悲恸与愤怒。老人们在讲述中与60多年前的历史相遇，摄影师在记录中与60多年前的历史相遇，而我们在阅读中与60多年前的历史相遇。这不仅仅是这些老人们的历史，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不仅仅是这些老人曾经经历的苦难和血泪，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曾经经历的苦难和血泪。

　　这里选用的照片，只是作者关于慰安妇调查拍摄的上千张照片中的一部分。这里刊登的文字，只是作者关于慰安妇调查十数万字采访笔记中的一部分。这里记录的慰安妇幸存者，也只是当年所有饱受日军摧残的慰安妇中的极少一部分。而慰安妇们遭受的苦难和屈辱，更只是当年我们这个民族遭受的苦难和屈辱的极小一部分。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从一个民族对待历史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的未来。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不仅是纪念伟大的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者时不屈不挠的奋斗与抗争，同时还要牢记那些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那些饱含血泪的记忆，那些充满痛楚的记忆，那些历经苦难的记忆，那些浸透屈辱和悲伤的记忆。

　　昨天是“七七事变”68周年，从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第一枪，中国人民开始了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编完这一期专题后，我不知不觉间已经泪水潸潸。

　　寻找

　　在当年横遭日军铁蹄践踏的城市，或者偏僻乡村，寻找。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说出这是怎样的一次寻找，是对已然远逝的历史的某个鲜为人知的细节的擦拭？还是对正在行进的仍然无法终结的一份现实苦难的注目？在这绵长的寻找中，心里一直揣着一份无法言说的巨大苦痛。从阳光明媚的海南，到山重水叠的云南，再从黄天厚土的山西、河北，再到风轻云淡的江苏、浙江、上海……当我站在阴暗而又破败的慰安所遗址里，当我一步步迈进当年日军精心营造的坚固而又阴森的炮楼里，我似乎仍然能听得到“慰安妇”当年凄惨的哭喊……一次又一次撩开被掩藏在内心最最深处的黑暗记忆，一次又一次将那些生动的名字去对应一撮撮冰凉的黄土……我努力将自己所能寻找到的历史碎片慢慢拼合，60多年的岁月虽然没能抹去那场劫难所有的印痕，但时间却也削弱了那场劫难所应有的太多残酷的色彩。

　　在三亚椰树掩映的海滨大道旁，当年日军的碉堡仍趴在白色的沙滩上。不时有游人站到碉堡前留影，灰色的碉堡后面是高楼鳞次栉比的三亚新城。就在三亚，还有海口，还有崖城，当年日军“慰安所”的遗址，正一处处悄然消失在鳞次栉比的楼群背影中。碉堡上黑洞洞的枪孔沉默地盯着阳光下的每一个人，耳边只有海风吹拂椰林时的轻叹，还有海浪抚摩沙滩时的低吟。

　　没有太多炎热和灼痛的感觉，那个漫长的夏季，给我的只有沉重而又阴晦的潮湿，湿漉漉的潮湿。浑身内外，晴天被汗水湿透，阴天则被汗水和雨水一起湿透。而在不停地奔走中，无论天的阴晴，我的心则总是浸透在一场巨大的潮湿中，一种苦涩的泪水般的潮湿中。这种湿漉漉的感受一直延续到秋天，甚至一直延续到冬季，还有这个春天。

　　其实从前一年的春天开始，我就在筹划着这次采访，对这次采访的难度自认为有充分的准备，但一直到实施时，我才知道，这次采访的难度和内容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

　　在我没有进行采访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那段历史了解得异常清楚，因为课本上我认真学过，影视片中我也都看过。而现在，我总是不停地在问自己，在我了解得异常清楚的关于那段历史的年表和诸多名词的背后，到底还隐藏了些什么？除了熟知的那几部影视片中煽情而又苍白的一些场景外，对于那段历史，我到底又知道了多少？

　　在日军侵华期间，被逼迫成为日军性奴隶的中国妇女达20万。大部分慰安妇，在战争结束前就已遭日军杀戮，或者被迫害而亡。而少数带着羞辱和痛苦含恨活着的，在经过漫长而又动荡的60多年的时光流逝后，其中又有大部分离世，今天仍然活着的已寥若晨星。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受害人至死都耻于向人说出自己的那段悲惨经历，那段历史究竟还能有多少细节为我们留下来？有人说，对于痛苦的记忆，回顾一次，就等于重新经历一次。这些背负着沉重凄怆的记忆活到今天的老人，都已是八十岁左右的高龄，面对她们，我常常不知道该怎样开口，不知道该怎样开口去问，去问那些总能让她们肝肠寸断的事情。真的，如果有可能，我愿永远不去叩碰那扇让她们疼痛了一辈子的记忆之门……可我，不得不去叩碰……

　　“追思历史，不是要让人们永远活在仇恨的边缘。一个健康而成熟的文明，仇恨始终都不应成为人们思维的中心。”50多年前，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敖先生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导致未来的灾祸。”

　　“慰安妇”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用镜头记录了数十位“慰安妇”的悲惨经历，以及她们因为那段经历而被改变了的现在的生活。这数十位老人的悲惨经历，其实只是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慰安妇”的一个缩影，她们的苦难，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而“慰安妇”代表的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史上最最苦难、最最血泪的那一页。

　　那段历史，是留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一道伤痕。

　　“他们（日本政府）什么时候能向我道歉？我还能等到那一天吗？”在讲述自己的苦难后，在用干枯的双手擦拭完眼角的泪水后，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会拉着我的手这样问。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们，我也无法知道她们能否等到那一天，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

　　在我写这短文时，又来电话说有一位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拿着话筒好长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侯二毛

　　13岁的侯二毛是什么样子？那些从我身旁忽闪而过的女孩子的笑脸，总让我忍不住要去想这个问题。走在山路上，总觉得她就刚刚挎着篮子，低着头，从我的身边羞怯地跑过；恍惚中也总能看到她坐在溪边，洗衣，洗自己那一头乌黑的长发；而抬头远望时，又看见她正在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唱着那支最最凄婉的歌……就这样，她的影子时时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娃那样，她穿着土布红袄，扎着又长又粗的辫子，辫梢上插着花，一朵刚刚绽放的鲜艳欲滴的山花，她爱花，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孩一样，爱花，而她自己似乎就是另一朵刚刚含苞的山花。

　　又是开花的季节，此时，山路两边的草丛里、峭崖上开满了花，我已遥望不见60年前的那个开花季节里，13岁的侯二毛那粗黑的辫子上插着的是哪种花，如今我只知道60多年前，在那个同样也是开花的季节里，13岁的侯二毛，辫子上插着花的侯二毛，就是从这条山路上，从这条两旁开满花的山路上，和许多少女一起被日本兵着，进了据点的。当年，那朵跌落在山路旁的小花，是侯二毛辫梢上插过的最后一朵花。

　　在据点里，13岁的侯二毛每天都要遭受日本兵的种种折磨和侮辱。

　　4个月后，13岁的侯二毛就被日本兵糟蹋得成一朵枯焉了的花，父亲便卖了家里的所有财产，还借了债，才把快咽气的女儿从日本兵的手里赎了回来。

　　这时，13岁的侯二毛，肚子里怀上了日本兵的孩子。

　　为了赶走女儿肚里的孩子，家人用木杠在她的肚子上擀，赶驴拽着她在山路上颠……家人想尽了各种办法，侯二毛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孩子就是没有下来。母亲不想看着女儿被折磨死，就找来了村里的几位乡亲，问能不能等孩子先生出来，然后再……乡亲们说怎能让这孽种见天日？最后，人们请了老医生，老医生的一剂烈药灌进了侯二毛的肚子里。据说，孩子在侯二毛的肚子里挣扎了两天两夜，侯二毛也挣扎了两天两夜，第三天，肚子里的孩子终于不再挣扎了，侯二毛也终于不再挣扎了，孩子终于死在了侯二毛的肚子里，侯二毛也终于死在了被她擂塌的土炕里。

　　村里人又请了铁匠，铁匠用一天的时间，打了三根铁钉，三根七寸长的铁钉，铁钉被一根一根钉进了侯二毛的肚里，人们一边钉着，一边念叨着，说：不能让小鬼子的孽种出来害人，小鬼子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打听过许多位老人，想找到侯二毛的坟，村里也还有她的亲人，他们带着我，寻遍了村边的沟沟壑壑，60多年过去了，谁都已经说不清究竟哪一撮土里埋葬着侯二毛13岁的冤魂。那些个日日夜夜里，我总是在睡梦中，被砸向侯二毛身体的锤声惊醒，于是常常望着漆黑的夜空，整夜整夜无法入眠，就想：她还是个孩子，家里不多的粗谷杂粮应该还没来得及把她喂养成熟，她的身子一定还很单薄，皮肤很薄嫩，骨头也不坚硬，尖锐的铁钉轻易就能穿透她的腹部，还有她腹中的婴儿，可为什么那锤声仍然那么沉重，经过了60多年的隔音仍然那么扰人？每当耳边响起这锤声时，都好像有一根铁钉正在一点点穿透我的心，剧烈的疼。

　　当年关过侯二毛的窑洞还在，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锁着洞门，也锁着那段黑暗的历史，锁着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已为人知的恐惧。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也蓄满了阳光，不知这些阳光当年是不是也曾洒在过侯二毛的身上？如果60多年前这里也曾有过阳光，那么洒在侯二毛身体上的阳光，一定是让她感到刀割般的疼，冰霜一样的冷。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枣，鲜红鲜红的枣无人采摘，落在树下的荒草间；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枣，鲜红鲜红的枣当年13岁的侯二毛可曾采摘？这满地鲜红鲜红的枣，让人感觉那段历史并没走远，就在眼前。

　　那些施暴的日本兵，那些还活着的当年施暴的日本兵，如今他们也该都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也该有了自己的儿孙，在他们的生命同样行将走向终点的今天，在他们每每和儿孙尽享天伦的时分，他们是否会偶尔想起这个树上结满了鲜红鲜红的枣的小院子，还有院子里的那个13岁的中国女孩？

　　钉入侯二毛身体的铁钉,辛酸而又无奈地表达了乡亲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可侯二毛的屈辱和仇恨的长钉该怎么钉？！其实每一个和侯二毛有着相似命运的“慰安妇”，死去的或活着的，她们的身体里都被钉入过长长的“铁钉”，死去的或许已不再疼，而活着的仍每时每刻疼得难忍。

　　林石姑

　　生于1920年，海南省陵水县光坡镇港坡村人。19岁那年被日军抓走，关在军部，关期间胳臂被打断。因不堪日军侮辱，曾几次自杀。林石姑说因为被日本人抓去过，就觉得自己被人看不起，也因为这，自己这辈子受了太多的苦。

　　杨阿布

　　生于1920年，海南省保亭县保城人。1940年春起屡遭日军强奸并怀孕，1941年10月生下一男婴，不久夭折。1942年被迫当劳工其间，遭日军扣留，成为日军长期发泄兽欲的工具，直至1945年秋，日军投降后才得以回家。由于被日本兵糟蹋，杨阿布丧失了生育能力。她双手做出抓人的样子，她说她每天都在梦里梦到日本兵来抓她。

　　就在侯二毛的身体被钉入铁钉的那个秋天，在与她相隔数千公里之外的南中国，另一位名叫杨阿布的姑娘正经历着与她相同的苦难：在遭受日军的多次凌辱后，杨阿布怀孕了，怀着身孕的杨阿布东跑西躲，最后不得不躲进深山里。在原始的山林里杨阿布把孩子生了出来，但不久就夭折了。为了继续逃避日军的凌辱，杨阿布就藏在深山里一个人偷偷活着。杨阿布是当地最漂亮的姑娘，日军找不到她，就对甲长说：如果不把杨阿布送到据点，就要杀了村里的所有人。为了保住全村人的性命，甲长只好带着村里人到山里将杨阿布找了回来，全村人哭着把她交给了日本兵。从此杨阿布沦为了日本兵长期发泄兽欲的工具。

　　但她活了下来。活了下来，不知这是她的幸运还是更大的不幸：从此，一场噩梦开始凶残地吞噬她的漫漫余生。

　　60多年后的一个夏日，在一场无边无际的风雨中，在距离埋葬侯二毛的那片黄土数千公里之外的一个僻静小村里，我找到了杨阿布。她就活在那个处处留着她痛苦记忆的潮湿的村庄里，活在那间壁上挂着发霉的雨迹的昏暗的小屋里，活在小屋里的那张铺着椰树叶同时也铺满了屈辱的老床上，活在60多年前的某一天里……已经瘫痪在床的杨阿布，手中握着一把刀，刀很锋利，但她仍在不停地磨着，吃饭的时候她握着这把刀，睡着的时候她握着这把刀，这些年来她永远都握着刀，谁也不能拿开，她说她夜夜都梦到日本兵来抓她，没有刀，她怕……说这话时，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手中的刀在身前来回地晃……

　　椰林仍是那片椰林，小路仍是那条小路，茂密的椰树掩映着崎岖的小路，60年，时光从这里走远，时光又从未从这里走远，对于杨阿布来说，一切就是昨天，或者就是今天。

　　陈亚扁

　　生于1927年12月，海南陵水县鸟牙峒人。1942年春被日军抓至砧板营军营长期奸污，3个月后被往崖县藤桥慰安所成为慰安妇，1年后又从藤桥慰安所送回砧板营军营，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老人常常这样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发呆。

　　老人在往可乐瓶做成的水烟筒上装着烟丝，装好后，她抬起头，望着我说：“问吧，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

　　坐在老人的面前，很久很久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对老人开口。如果有可能，我愿永远不向她提问，不问60多年前在她身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老人将嘴抵在水烟筒上，她深吸了一口，接着又叹息般的呼出刚刚吸进嘴里的烟，然后说：“那年春天，我还不到15岁……”老人没有等我提问，她便开始讲起当年自己被日军强掳进慰安所的悲惨经历。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未满15岁的陈亚扁正在家中的堂屋里织着桶裙，嫂子和姐姐则在一旁舂米。突然，几个端着枪的日本兵闯进屋来。日本兵的出现，让姑嫂三人吓得扔下了手中的活，她们惊慌失措地呆在那，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

　　“如虎似狼的日本兵叽里咕噜地一阵乱嚷，他们堵住门，眼睛在我们姑嫂3人的身上扫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停留在我的身上。日本兵把姐姐和嫂子赶出了家门，他们先用匕首割断了我身上系着的连着纺车的缠带，然后就把被吓得浑身发抖的我拉起来，兽性大发地进行调戏，一个个迫不及待地用手在我身上乱抓乱捏，并粗野地剥光了我的衣裙，然后把我按倒在地上，进行轮奸……不管我怎样撕心裂肺地痛苦哀叫、拼命挣扎，他们都不停下来，还边施暴边兴奋地狂叫……直到我大出血，昏死过去才罢休。”

　　从那以后，日本兵就经常来找陈亚扁泄欲。有时抓到军营中留宿奸淫，有时在马背上，或者在村寨外强行施暴，稍有不从陈亚扁就会遭到毒打。“后来，日兵就索性把我抓到砧板营的军营里，一同被抓去的还有同村的其他漂亮姑娘，我们被关在两间简易的木屋内，成了固定的‘慰安妇’，由日军士兵日夜轮班看守。每天晚上我们都要遭受日本官兵奸淫，遇到轮奸时至少是两三个，多时有四五个不等。”

　　在军营中，陈亚扁白天在给日军做饭用的大米中找出砂子，在院子中收拾房子，夜里供日本官兵发泄性欲，有时白天也会遭到日军官兵的性强暴。“3个月后，砧板营日军奉命把我送到百里之遥的崖县藤桥慰安所。在藤桥慰安所里，我被关在一个盒子式的木楼上，楼下还关着其他姊妹。由于当时我年纪小，不来月经，晚上来奸淫我的日军官兵人来人往整夜不断，我常常浑身麻木，失去知觉……日本兵不把我当人看待，在我身体上为所欲为，用各种方法和动作对我进行性折磨，每天夜里我几乎都是死去活来，稍不顺从，还遭毒打。每天每夜我也都能听到姊妹们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和啼哭声，也听到日本官兵嚎叫狂笑声。我在藤桥慰安所的日子，整天以泪洗脸。”

　　一年后，陈亚扁从藤桥慰安所又被送回到砧板营军营。在砧板营军营，陈亚扁被关在一间房子里，相连的房子里还关着同村的其他姑娘。白天，日军叫她们干各种杂活，夜里又成为日军官兵发泄性欲的工具。日军砧板营军营离陈亚扁家所在的村庄仅一里之遥，能听到村里的鸡啼牛哞声，可是陈亚扁却无法见到家人的面，春去冬来，家人送来衣裙添换，也只能通过看守递进来。“我在日军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非人的性折磨近4年之久，从未满15岁的少女到浑身伤痛的18岁大姑娘，其间遭受到数以千计的日军官兵肉体和精神上的蹂躏，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才得以逃离魔窟与亲人团聚。”

　　由于遭受日军长时间的羞辱摧残，陈亚扁虽然逃脱了魔窟，但却已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走出日军的慰安所后，她就一个人躲避到了深山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野人般的生活。直至解放后，人民政府把她从山里请回来，分给了她土地，给了她自由生活的权利。1957年12月，30岁的陈亚扁嫁给了同村的一位鳏夫，然而婚后不到一年丈夫便去世。3年后，陈亚扁再次嫁人，并生有一女。陈亚扁老人的第二任丈夫也已在多年前去世，现在老人和女儿一起生活。“我活不了多久了，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我是慰安妇！我要把我的经历告诉所有的人！”说这话时老人紧紧抓着我的手。

　　60多年前，当时仅4000余人口的陈亚扁家所在的鸟牙峒村，就有20多名少女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大的不超过19岁。而据有关专家考证，在日军侵华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我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陈亚扁老人的经历是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慰安妇”的一个缩影。因为种种原因，大多日本慰安妇制度的受害人至死都没有说出自己的那段悲惨经历；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正在像陈亚扁老人一样，她们站了起来，把自己的那段经历告诉所有的人，把那段历史告诉所有的人。

　　尹玉林

　　生于1920年，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1941年春，尹玉林和姐姐尹春林一起被驻河东炮台日军抓走，姐妹俩在日军炮台上遭性摧残达两年多时间。

　　在村里，我告诉村里人我要寻找的那些老人的名字时，所有人往往都说村里没有这个人，最后常常是我不得已要告诉他们：这位老人曾被日本人抓到炮台上，这时大家便都会不约而同地“哦”一声，然后就会用手一指说：喏，那就是进过日本窑子的人的家。人们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令人捉摸不透。

　　在“进过日本窑子”的老人中，有些人一直隐姓埋名，也有一些是人们不再叫她们本来的名字，因为她们有了一个更让人容易记住的“进过日本窑子”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像一把锈涩的刀，时时为她们割扯开那道伤口。因为“进过日本窑子”，这一经历改变了她们的一生，因为“进过日本窑子”，她们就不能再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她们在村里抬不起头来，甚至有老人不敢出门，至今不敢与人说话。

　　在这几十年里，尹玉林一直小心翼翼地在村里生活着，就在几年前，村里人甚至家里人都不知道她“进过日本窑子”的这一经历。那时她深深地埋藏着自己的这段秘密，不和人说话，不敢太多地出门。现在，尹玉林说这个秘密让自己痛苦了一生，她不想再继续埋藏它，“进过日本窑子”那不是自己的罪过，制造这一罪过的人才更应该去痛苦一生。

　　1941年春的一天，驻在河东炮台上的日本鬼子到村里扫荡，尹玉林家里的人没有来得及跑，就都被日本鬼子抓住了。他们一家人紧紧挨在一起，日本鬼子用刺刀把尹玉林、她姐姐和家人分开，然后拉到一边，当着家里人的面，就把尹玉林和姐姐强奸了。

　　日本人用刺刀逼着尹玉林和姐姐到了他们驻扎的炮台。到炮台后，她们姐妹俩就又被更多的日本鬼子强奸了一遍。

　　接下来，每天都是如此。

　　和她们关在一起的还有其他村被抓来的姑娘。有一个才13岁的邻村小姑娘也被抓到这里，小姑娘的身子很瘦小，每天晚上小姑娘都害怕得要命。她们里面有结过婚的妇女，一到晚上就把这个小姑娘抱在怀里，躲到大炕的角落里边藏起来，让其他妇女躺到炕的边沿上。但是每天晚上日本鬼子还是照样要把那个小姑娘拉出来，一个接一个地糟蹋她。有时候白天日本鬼子也会把她拉到院子里，逼她给他们跳舞，她不会跳舞，就又逼她做各种难看的动作来取乐，小姑娘年纪小，又羞又怕，什么都不敢，日本鬼子就把她推到人群中推过来抱过去的。不到一个月，这个小姑娘就被折磨得全身浮肿，不能站起来了，连上厕所都只能爬着去，后来就连爬都不能爬了……

　　尹玉林和姐姐也很快就被折磨得受不了了，她们想回家，不想被日本人弄死在这里，姐妹俩跑了好多次，但都被抓了回来，每次抓回来都要被毒打，连她们的父母都要受到牵连，被毒打。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任鬼子欺负。

　　在炮台上两年多时间，尹玉林和姐姐都患上了妇科病，很严重，下身疼痛，不能走路。后来日本鬼子看她们实在是不中用了，就让家人把她们抬回家了。

　　姐姐尹春林，被日本人折磨得不能生孩子，后来丈夫就不要她了。尹玉林说姐姐的命比她苦，改嫁了两次。

　　尹玉林后来和村里杨二全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杨二全在十几年前去世了，尹玉林说，她过去的这段事情一直都没有告诉过他，也没法告诉他。

　　陈金玉

　　生于1925年，海南省保亭县南茂场北懒下村人。1941年被日军抓去当劳工，之后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成为日军性奴隶。1945年6月逃出日军营地，一直藏身于荒野中，直到日军投降。陈金玉老人的身体上，至今还留有当年被日本兵棍棒打伤的痕迹。脸上，头上，甚至口腔，也都有至今仍在痛的伤。

　　谭玉莲

　　生于1925年，海南省保亭县南林峒人，1942年日军侵占南林峒时，她和同村的其他几位姑娘一起被日军送到据点，成为“战地后勤服务队员”，受到难以忍受的凌辱，直到日军投降。“文革”时，因曾经当过“日本娼”，谭玉莲被批斗。有位当年和她一起被日军抓去经受屈辱的谭亚细，在被挂牌、游村、批斗后死去。

　　王改荷

　　生于1920年，山西省盂县南社乡侯党村人。24岁时，日本侵略军闯进了她的家，枪杀了她的丈夫，并强奸了她。后又被关在炮台上，成了日军性工具。

　　蒲阿白

　　生于1915年，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人。1941年被日军抓去，当日即遭多名日军强奸，并被关。一年后被转移至司令部，直到日军投降。在被关期间怀孕，生下一女孩，女孩15岁时受伤致病，后在井旁打水时病发，落井死亡。90岁的蒲阿白仍然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计而奔走。

　　符美菊

　　生于1928年，海南省澄迈县中兴镇东岭村人。16岁时被日军抓去加入“战地后勤服务队”，成为日军的性奴隶。符美菊的丈夫王和安在6年前去世，两个儿子也已相继去世，媳妇也都改了嫁。符美菊的身边如今只有孙子王才强跟着她生活，王才强今年14岁。

　　张仙兔

　　生于1925年，山西省盂县西烟镇西村人。15岁那年的大年初三，日本侵略军冲进她家把她抢走。在日军的炮台上张仙兔受尽凌辱，后被家人以700大洋赎回。

　　作者：陈庆港

　　资深新闻摄影人，某周刊视觉总监。作品刊于《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国内主流媒体，并为国外多家通讯社选用。作品《慰安妇》获首届“华赛”(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金奖，《细菌战》获人民摄影全国新闻摄影比赛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