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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人不可滥
线人不能普遍化，否则会加大社会的诚信危机，对社会凝聚力构成挑战。
撰稿／杨 江记者 顾云尧
剖析倒戈诱因
潮汕地区依靠悬赏举报的方式打击制假贩假，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倒陷入了打假线人与制假者合谋共同逃避政府打击的怪圈。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章友德教授分析了打假线人涌现的背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等领域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政府部门执政能力提出考验。迅速实现市场秩序的规范，成为这些部门赢得社会认同的最好方式。由此，必然促使一些部门采取不同寻常的方式，比如悬赏举报发动线人打入造假集团，以期将堡垒从内部攻破。
章友德说，有人喜欢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舍取来指责线人的行为，但忽略了线人出现的背景，那就是原有的道德观、集体主义观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进程中，已经受到极大冲击。人们变得比以往更务实，这个“实”其实就是个人利益的得失。我们可以发现线人几乎都是来自贫困地区，他们如何实现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到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打工成为一个出路，而到造假企业打工，获利更多，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线人在成为打假线人之前是造假企业的工人。
他们中的一批人较早意识到政府整治无序市场的决心，会在老板与政府之间做权衡。他们与政府合作以避免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受到损害。在他们看来，一方面政府有这个需要，另一方面与打工相比做线人收入更高，而后者对他们更重要。
章友德认为，当道德号召力抵不上经济诱惑时，政府用悬赏方式是一种现实环境下的现实选择。但一些部门的认识误区在于，他们本身就认为线人只是为了一己私利，所以对线人并不认同，也就导致对线人的保护缺失，甚至出卖线人。
他说，相对造假者与打假部门，线人是最理性的，他们的一切转变，都是基于环境变化作出的现实选择。当初举报造假，你不必骂他吃里扒外，或者把他拔到多高的思想境界加以褒扬；对后来的倒戈，在否定的同时，也应有一些客观的理解。
造假者清楚地知道，线人需要的只不过是钱，因此他们会用更大的利益收买线人。经济利益的地方化、部门化，使得一些政府部门利用线人在短期内收到整顿效果之后，开始“约束”线人，防其“搅局”，甚至在线人和造假者之间牵线搭桥。这样的做法对线人产生了误导。更多的是，一些部门预先对线人贴上了“非公德心”标签，由此，在维护线人安全、兑现承诺方面大打折扣。
这些认识和做法，直接使得线人对这些部门失去信任，在造假者利诱之下作出二次选择，权衡经济利益与个人生命安全后转为保假者。
线人不能普及
把视线移至打假外，可以发现线人正出现在走私、贩毒、污染等越来越多的领域。今年年初有人大代表提出在反腐败斗争中引入线人。
对此，上海政法学院法律与公共行政研究中心主任杨寅教授认为，这是一种剑走偏锋的方法，线人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
杨寅说，线人目前在国内出现较多的是在四个领域，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机关（法院）、侦查机关（公安与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只有国家安全机关有发展线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法院没有必要，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出于办案的特殊需要可以考虑，但行政执法领域最好淡化。”
他提醒，使用线人一定要谨慎，而且线人搜集证据的程序都应当合法。如果是行政领域的线人，就要厘清线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目前行政领域使用线人没有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向线人支付的奖金从何而来？显然不是行政预算，往往是通过预算外的收入支付，很多时候违反了行政法规。“这样就容易滋生黑洞，我对行政执法领域出现线人基本持否定态度。”杨寅说，行政机关大量使用很多线人并非什么创新之举，反倒应该反思一些部门的执法能力。
他强调，有关部门还要对线人行为加以约束，不能随意侵害到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线人构成犯罪时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美国也有大量的线人活跃在一些领域，但他们很注重程序的合法性。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杨寅说。
在谈到越来越多的“新闻线人”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胜林说，新闻线人来自各个阶层，拥有不同资源，捕捉的新闻也更具广泛性和多元性，因而成为了记者的“千里眼”、“顺风耳”。但新闻线人良莠不齐，第一种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不以营利为目的，第二种以报料为谋生手段，而第三种则心术不正，利用线人身份甚至打着记者的幌子借机敲诈，或泄私愤、报私仇。“这种行为实质与敲诈勒索并无二样，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也破坏了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周胜林认为，媒体应承担起对新闻线人引导教育的责任。“记者应该有意识地引导线人用合法的手段挖掘新闻，并向线人灌输一些基本的新闻理念和新闻道德。”新闻线人“主观为私，客观为公”，媒体应加强对他们公民义务与公德心的引导改造，而非一味为钱“报料”。
悬赏弊端
章友德认为，用钱交换信息的方式，在无形中使公众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只是政府的事情，于是就用手头掌握的资源与政府讨价还价。杨寅也指出，悬赏举报如果推而广之，将使得社会成员对自己的公民义务更加漠视。
章友德说：“悬赏举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有关部门应该引导社会公众认识到，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所有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并积极参与进来。一旦线人普遍化，会加大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人人自危，对社会凝聚力也将构成挑战。”
他说，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政府部门要实现执政目标，履行对社会的责任，的确需要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但解决问题有很多方式，悬赏只是其中之一方式。
但这正是摆在一些部门面前的尴尬问题：似乎找不到比线人更好的方式。章友德说，我们目前实行的多是结果式管理，也就是说等到社会出现了造假、腐败等问题，而且已经是对社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后果的时候才会加以补救管理。
“不能总在出现后果时才用悬赏方式应急，要对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有预知判断，从体制机制方面作出应对，防止其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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