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黄作华

走遍大半个中国的黄作华笑着给我们讲很多地区的方言，可笑声中饱含的酸楚，谁能理解？

　　本报记者　申重重　摄

　　核心提示

　　一个在抗日战争中历经八年颠沛流离，饱尝家破人亡之苦的家庭，当幸存者终有机会再次团聚时，时代的悲剧又转换了幕景：哥哥远赴台湾，从此杳无音信；父亲退役后与母亲还乡，日夜思念海峡那端的骨肉，最终饮恨黄泉……

　　飞机在万米高空中云游，冬日暖阳扑进舷窗，给人镀上一层温馨的橙色。

　　黄作华微眯双眼看了下手表，还有一个小时就到香港了。

　　1985年12月，从北京飞往香港，黄作华的心情逐渐升温，因为阔别了四十二年的哥哥黄奠华正在那一端翘首企盼。

　　往事不堪回首

　　一个在抗日战争中历经八年颠沛流离，饱尝家破人亡之苦的家庭，当幸存者终有机会再次团聚时，时代的悲剧又转换了幕景：哥哥远赴台湾，从此杳无音信；父亲退役后与母亲还乡，日夜思念海峡那端的骨肉，最终饮恨黄泉……

　　多年来，家的印象早已在黄作华心头成了模糊的底片。

　　逃离三天后南京成人间地狱

　　1937年初的南京，表面一派歌舞升平。街市霓虹五彩缤纷。没有人会预见到，此年岁末这里将上演怎样的血雨腥风，最终被异族的铁蹄碾为一抔焦土。

　　此时，在5岁的黄作华眼里，那座繁华都市如万花筒一般绚烂多姿。

　　祖籍广东惠来的黄作华生在汕头，长在南京。1932年，父亲黄维城辞去汕头市警察局的工作，毅然投奔了十九路军，赴上海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两年后，母亲带着他和4岁的哥哥、7岁的姐姐，还有襁褓中的小弟弟北上寻亲，被父亲安顿在南京住下。

　　“我在那里生活了3年，现在回想那段太平日子真是难得。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再也没尝过安定生活的滋味。”2005年初夏的一天，西安科技大学家属区的寓所内，73岁的黄作华教授翻看着幼年时的老照片，任思绪信马由缰。

　　父亲的模样黄作华已经记不清了。抗战爆发后，在惨烈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父亲一直不下火线。后来他被调入南京国民党陆军通信兵学校，国难当头，政务繁忙，更谈不上回家照看妻儿。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南京告急。年幼的黄作华只能和母亲、哥姐相依为命，共渡难关。

　　炮火连天，车站倒毁，到处是残垣断壁，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南京已经呆不下去了，到了12月初，满街都是逃难的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妈妈挑着长扁担，前后挂两个箩筐，一头装着哥哥，一头装着我，腾出手牵着姐姐，姐姐身后还背着小弟弟，一家五口就这样跟着混乱的人群往安徽跑。”

　　就在他们逃离南京的三天后，这个昔日的繁华之都转眼成了人间炼狱。13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撩开了血色面纱。

　　辗转逃难遭遇长沙大火

　　生逢乱世，感伤因而成了奢侈品，人们早已欲哭无泪，只有一个单纯的信念支撑彼此：活下去！

　　黄作华认为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女人。“我妈妈是个农村妇女，不识字，一口广东话。在我11岁前，都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四处逃难。那时没有父亲的消息，真不知道她是如何扛过来的。”

　　1938年冬，在安徽巢县洪家瞳落脚不到一年的黄作华一家被迫逃往湖南长沙，岂料不久这里竟变成了一片火海。

　　11月12日，长沙城里突然冒起的大火吓坏了黄作华。“当时传言日军打到湘北的岳阳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早先得到蒋介石指令‘若日军进攻长沙，在长沙无法守住之时，将其重要设施烧掉，以免资敌’，结果因为组织不严，日军还没打入长沙，国民党的放火队就自行纵火焚烧，老百姓都蒙在鼓里呢，死伤很大！”

　　蒋介石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焦土抗战”理论，直到如今仍被国人所诟病。这场长沙大火事件后来与郑州花园口决堤事件、重庆防空隧道窒息事件并称为抗战期间“三大惨案”。

　　一场有预谋的长沙大火延续了5天5夜，几乎将这座历史名城焚毁殆尽。长沙全城8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原来繁华的南正街、坡子街、臬后街、八角亭、太平街、西长街、大西门正街及沿江一带，变成一片废墟。千年古城，百年缔造，可怜一炬，化作焦土。灾后，张治中含悲忍辱，处理完善后工作，怀着对长沙人民无比负疚的心情，引咎辞职。

　　匆匆逃离了长沙这座悲情城市，1939年，黄作华一家被逐往湖南零陵，在零陵提心吊胆挨到1943年，迫于形势又取道广西往贵州转移。途中遭遇日军轰炸，黄作华失去了小弟弟黄治华。而在逃往贵阳的途中，黄作华则失去了与所有亲人的联系。从此，11岁的他，开始了孑然一身、独闯天涯、颠沛流离。

　　举目无亲投奔收容站

　　1943年底，临时住在贵阳湘雅医学院的黄作华一家被炮火冲散。这个11岁的娃娃挤在惊慌四散的人群中，哭喊着家人的名字。嗓子吼哑了，眼泪哭干了，绝望之后，本能驱使他跟着众多的灾民往南跑，“我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只知道不能留下来等死！”

　　那个时候无家可归的难童遍地都是，在逃往重庆的路上，不时有人饿死、病死。一天夜里，黄作华路过一家小饭馆，和一个逃难的大哥哥挨着热乎乎的灶炉睡了一宿，第二天醒来，黄作华发现身边的那个人已经僵硬了，“前半夜还和我说话来着！可能是饿死了，也可能是病死了……这样的惨景我已经……”老人的颤音有些含糊。恐惧的极限不是麻木，黄作华忘不了那一幕幕，他看似镇定的外表却掩饰不住内心的隐隐作痛，多舛命运对自己幼小心灵的摧残成了他一生难以摆脱的精神桎梏。

　　历经一个多月的艰辛跋涉，黄作华从沦陷区来到了战时陪都重庆。

　　重庆南岸的海棠溪，黄作华跳入江水，痛痛快快涤尽满身污垢，庆幸自己还活着。然而，作为一个战争难童，在这个大都会里举目无亲，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腹中馋虫作祟，直觉牵引他叩开了一户陌生人家的门。

　　“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这家姓蔡的好心人收留了我。听说我断断续续念过小学，就决定送我去‘战区来渝流亡学生收容站’继续学业。”说到这里，黄作华翻出一寸大的旧照片，说：“喏，这就是我当时进校前人家给拍的照片。”黄作华翻出一寸大的旧照片，那时的他面黄肌瘦，眸子里噙满了未知与茫然。

　　战区来渝流亡学生收容站设在重庆的上清寺，专门收留从沦陷区逃到大后方的流亡学生，给他们吃公费，让他们有书读。小学生送儿童保育院，中学生送国立中学，大学生则被要求投笔从戎。

　　为了使这些良莠不齐的学生能跟上进度，黄作华先被安插进位于重庆远郊青木关镇八庙塘的“战区学生进修班”初中部补习一学期，系统学习国文、数学、英语、公民课（政治课）。“咳，这半年的生活，怎一个‘苦’字了得！”

　　进修班里的艰苦生活

　　八庙塘距青木关镇8里路，因其附近有八个小庙而得名，学校就在破庙内“安营扎寨”。庙堂及两厢是办公室和女生寝室，旁边用竹子搭成的简易棚舍是教室和男生宿舍。这些竹屋四面透风，瓦缝窥天，一遇阴雨，到处滴滴答答，满地泥泞。饭堂更是连桌椅都没有，几百人开饭时，只能围着一钵菜蹲在地上吃。

　　学校的伙食之差，让黄作华实难忍受。“那时候我们吃的都是‘八宝饭’（谷子、稗子、沙子、石子、虫子、草根、泥块和老鼠屎），下饭的菜不是熬胡豆就是煮牛皮菜。清汤寡水不说，关键是吃不饱。全校几百学生守着一个一米多高的大饭桶，第一碗饭刚下肚，一群人哄上去抢饭。一次，一个小个子被挤得翻进了稀饭桶里，烫了一身水泡。”

　　那时候“人人身上都长虫（虱子），人人屁股都流脓（疥疮）”，上课时大家没一刻是安宁的，这儿抠抠，那儿挠挠。“学校医疗条件很差，生病只能自己忍着，死活就看个人造化了！”

　　学习和生活条件如此艰苦，但在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眼中却是来之不易的幸福。这些难童大多是从战区逃出来的，小小年纪早已尝尽了颠沛流离甚至家破人亡的痛楚。来到这里就如同找到了“家”，那种自我生存能力、忍耐力和知足感，绝非和平时期的同龄人可以比拟。

　　1944年夏，学期已结束，学生纷纷被安排去国立中学报到。而此时，黄作华却高烧不退、奄奄一息，被好友方斌、罗宁抬到十里外的乡卫生院救治，侥幸捡回一条小命。“病还没好，我就只身赶往离八庙塘100多公里地的重庆长寿国立十二中报名，整整走了两天，坚强吧！”黄作华笑得很灿烂，那种自信与骄傲，是磨难赔偿他的精神财富。

　　大团圆之梦化为泡影

　　思绪又回到20年前，飞机减速下降，在气流的波动中，机身微颤。黄作华一怔，隔窗远眺，九龙湾的碧波荡进眼底。

　　“香港，到了！”

　　步出启德机场，黄作华的目光在人群中游离。凭直觉，与一位老者四目相对。屏息凝神，二人都有些恍惚。须臾，一股热流直冲鼻腔，“阿哥！”黄作华一头扎进兄长怀中，泪水“决堤”。

　　四十二年后的深情一拥，省略了多少辛酸往事。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战时迁入四川的机关、工厂、学校和家庭纷纷离渝东去，而那些战时流亡学生却无家可归。于是，当时的教育部决定成立“国立青木关中学”，专门收容这些滞川的原国立中学的学生，让他们继续升学。

　　1946年，黄作华已是青木关中学高一的学生，见时局稍稳，他试着给老家去了一封信，这才获知亲人的消息：自贵阳失散，母亲寻子未果，只身返乡，后与在湖南打仗负伤后退役的父亲团聚；哥哥流落到成都，在成都中央军校参了军；姐姐走失后投奔了重庆另一处流亡学生登记站，上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知道这一切，黄作华没有狂喜，更多的是心安，“知道他们还活着，心就踏实了！”但因学业等诸多客观因素所限，与家人团聚的梦想仍无法实现。不料，建国后哥哥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信，黄作华的梦搁浅了。

　　1952年7月，黄作华从重庆大学毕业，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统一分配，被派到华北区的北京石油学院工作。“上学时我专修物理，后来根据国家建设发展需要，我又开始从事地球物理勘探研究，来到大西北培养地质人才。”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西安矿业学院任职的黄作华被红卫兵拉去审问，起因于一封从巴黎辗转寄来的寻亲信。黄作华这才知晓哥哥黄奠华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探询他的下落，他是在经欧洲去美国的途中，才找到机会避开台湾当局的检查，直接给弟弟寄信的。

　　听到哥哥的消息，黄作华内心激动异常，却不敢喜形于色，迫于当前形势，他更不敢回信，硬是违心地掐断了这根血脉线。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兄弟才得以重逢，只可惜父母均已谢世，黄作华盼了近半个世纪的全家人大团圆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

　　“咳！”黄作华一声长叹，人生悲辛浓缩在不言中。“如果没有日本鬼子的侵略，或许我可以和哥哥、姐姐、弟弟守在父母身边，一家人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可历史容不得假设，这一切苦难的元凶是谁？一句反诘，道出了黄作华心底压抑了60多年的怒火。

　　交谈中，老人笑容可掬，如今的他满面荣光，显露着知识分子的儒雅和睿智，再也不是当年刚进流亡学生收容站时那个无知羸弱的难童。他会讲很多地区的方言，欣然为我们一一演示，“我是广东仔啦，也是湖南伢子，哦，还是地地道道的重庆娃子，来给你们摆段‘龙门阵’……”黄作华笑得前仰后合，又不假思索地蹦出一连串安徽话、广西话、贵州话，还笑称自己不花钱游遍了大半个中国。而这笑声中饱含的酸楚，谁解其中味？本报记者　陈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