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纪霖

　　多年来，高考制度上迟迟不见任何改革。究其原因，在于刚性的高考制度，虽然损害了国家未来的公共利益，却能保障底层精英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向上流动 它已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

　　最近，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时拒绝多名高考状元的新闻，在舆论界引起很大轰动。250个招生指标，竟容不下11位天之骄子，港大的理由很明确：这些状元，属于“高分低能”，面试成绩不及格。港大对申请人的考量，要全面考虑其英语的应用能力、学习潜质、是否适应香港生活，以及对香港是否有贡献，若是只求读书来港，完全不打算参加课外活动的“书呆子”，则不会录取。

　　港大并非标新立异，这不过是国际一流大学录用新生的普遍原则而已。大学培养的不是只会考试的应试机器，而是有创造和适应能力、素质全面、热心公益的各界精英。这样的培养目标，内地大学虽然原则上也同意，素质教育也嚷嚷了多少年，但从来是雷声大、雨点小，在高考制度上迟迟不见任何改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乃在于当今中国的高考，如同传统中国的科举，不仅是选拔人才，而且是社会流动最核心的制度性管道之一。

　　中国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失衡。社会的不平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社会流动的匮乏。只要底层精英还有向上流动的指望，还有某个比较公平的制度作为出人头地的保证，这个社会就可维持。高考制度作为当代新科举，就承担了这一社会缓冲阀的功能。年轻学子们可以出身贫寒，但只要你是一个读书的种子，就有希望跳上龙门。

　　高考制度是目前中国仅有的几个基本剔除了人为因素的刚性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地区差异依然很大），考生的所有素质都被化约为应试教育中那些可量化、可比较的直观数字。尽管社会各界都明白“唯分取人”未必合理，但一般老百姓不这么想，他们要的是公正，要的是与上流社会同样的权利，这些年围绕着高考的争论，社会舆论关心的焦点不是考试和招生方式是否合理，而是是否真正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如何将权力、金钱和地区差异的因素排除出去。

　　就形式化和非人格化而言，如今的高考比当年的科举还厉害，科举是否录取，还取决于考官的个人口味，但如今的高考却将考生和考官的人格和个性因素降到最低，完全成为一场机器式的功能性博弈。如今的中国社会，人们听到了太多的教育腐败的负面例子，大家对人空前地不信任，大家可以相信哈佛，相信港大，却不敢相信北大、清华。人们只相信制度，特别是像高考这样的刚性制度，即所谓的程序合理性。而这正是高考改革的瓶颈所在。

　　现在中国的高考，已是一个荒谬的制度。不仅是选拔方式上的荒谬，而且是人才本身的荒谬。在应试教育的指引下，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被熏陶为一架考试机器。可以缺乏个性，可以性格幽闭，可以知识狭窄，可以口是心非，可以没有公益精神，可以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但只要学会一样本领：应试，便一好百好，一俊遮百丑。有什么样的考试，便有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人才，便有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之未来，不能不令人担忧。

　　不过，这似乎又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荒谬制度。刚性的高考制度，虽然损害了国家未来的公共利益，却能保障底层精英的个人利益，保证他们在形式公平的规则下，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向上流动。高考，成为芸芸众生们在不甚理想的社会中，实现个人梦想、希望和幸福的康庄大道。它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它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狱，又是天堂，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

　　我们赞成社会公正，赞成给所有考生平等竞争的机会，但是，非要采取这样“唯分取人”的传统方式吗？为什么香港大学能做到的，北大、清华就不可以去做？凡人当然是不可靠的，人性中都有幽暗的一面，但只要有合理的程序设计，有行政和舆论的严格监督，像香港大学那样的综合衡量考生的录取方式，就有可能在中国大学里面，首先是北大和清华开始试行，然后逐步在全国推广。

　　只有改变了高考、中考乃至各类考试的“唯分取人”，所谓的高考状元，才会变得平淡无奇，所谓的应试教育，才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学生们才会重新学会在作文里面讲真话，积极地表现自己的个性，争先恐后地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那才是当年梁启超所呼唤的“新民”，21世纪所真正需要的知识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