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承父业是中国商界的传统，但一些浙江老板发现，他们的子女们并不打算回来继续父辈的产业。不少中小企业，正面临着传承危机

　　★ 本刊记者/刘英丽 　☆陈竹

　　一项计算显示,浙江至少有300万个老板 官方统计表明，这里大约有160万个体户和50万个民营企业，每个民营企业按照3个股东计算，加起来就超过300万个老板。他们一年创造着上万亿的产值。

　　浙江80％～90％民营企业是家族产业。这些从八九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就开始创业的老板，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浙商，如今大多四五十岁，少数已是60岁左右。对于他们来说，寻找接班人，可能是当下最为紧要的事。

　　因此，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提出的“浙商的十大悬念”，第一条就是“浙商第一代接力棒交给谁？”

　　子承父业是中国商界的传统，但一些浙江老板发现，他们的子女们并不打算回来继承父辈的产业。

　　不愿接班的新一代

　　自从2004年9月被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录取为研究生后，汤元宋就每天往返于学校和靠近万柳的蜂鸟社区之间。在蜂鸟社区，他拥有自己的一居室，这是父亲给他的礼物。

　　1000公里之外，他的父亲正在“中国印刷城”——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为自己的企业寻找着接班人。

　　汤元宋是龙港镇汤家烊村出来的第一个重点大学学生。他的姐姐是第一个从汤家烊村走出来的专科生，现在苍南电视台工作。

　　汤元宋在这个暑假开始和他的朋友们探讨前程：是继续在北大读博、出国深造还是去外企磨砺？他还没有想好。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已有了自己的兴趣和事业，不会考虑回去子承父业。

　　汤元宋不承父业的想法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外面人说温州人天生敢闯，汤的父亲却认为这是为生活所迫，其实还是很羡慕铁饭碗，希望儿女们有稳定的生活。

　　和汤家相距不远的苍南县城灵溪，温州康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老板徐余听也正为接班人的问题发愁。

　　徐余听有个梦想：带着妻子去西藏。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必须找到企业的继承者来管理这个刚刚投入几千万元的企业。

　　他有四个孩子，这在当地同龄人中是少见的。30岁的女儿和28岁的儿子都在教书，老三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浙江规划院工作，老四在上大二，也无意回来。他只能寄希望在28岁的外甥身上，但“这么大的企业不能拿来开玩笑，不能随便交给人管理”。

　　他还在股东的孩子中选择后继者，甚至想要找个职业经理人来做，但股东的孩子有的也不愿来经营，有的资质不够，其余家族股东则不太赞成请职业经理人。

　　这样，50岁的徐余听只得暂时搁置梦想，继续支撑着。

　　新一代和老一代的人生观和财富观已大不相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希望新一代不再辛苦

　　另一位灵溪人林灵芝和丈夫则没有想过让女儿回来继承家业。40多岁的林灵芝开过20年药店，如今经营着一家编制袋厂。

　　这位妈妈小时的愿望是吃饱饭，而女儿的愿望是走100个国家。女儿以很好的成绩考入澳大利亚一所大学读硕士。“如果子女回来继承父辈的企业，说明子女是没出息的”，林说，“父母吃苦就是为了子女享福。”她甚至为毕业后的女儿找到了“工作”——听说李嘉诚将在海南盖一所很大的娱乐城，女儿可以去那里做年薪20万元的工作。

　　“要将钱从工厂慢慢收回来，最后把厂子结束掉，去海南做房产生意或者做个旅游公司”。林灵芝刚从海南旅游归来，很兴奋地说。

　　持有林这样想法的浙江生意人很多，在他们看来，做生意是最苦的行当，是决计不希望子女继续吃这份苦的。

　　浙江南塑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增标的儿子总在餐桌上听爸爸讲到办企业的难处，对做生意不再有兴趣。如今，儿子在文化局工作，“多好，吃皇粮，有周末，轻松啊”，林慨叹道。

　　身为苍南塑料工业协会会长的林增标对本刊介绍，苍南县企业家的孩子大多大学毕业，最期望的职业是去做国家公务员。只有读书不好的孩子才回来继承父业。如今塑料工业协会有47家年产值上千万的上规模企业，几乎没有孩子回来继承企业的。

　　台州温岭市（县级）是浙江省个体私营企业数量最多的县。而大溪镇又是这个市经济发达的镇。

　　大溪镇商会会长方正春曾做过10年管工业的副镇长，据他介绍，80％的企业主不希望子女回来继承自己的生意。

　　他说，大溪的企业家多是35岁到50多岁，一般情况下，50岁上下的人有两个孩子，35岁到40岁的只有一个孩子。这些企业主最重视的事情便是对子女的教育，即使是上了规模的企业（年产值几个亿）也不希望子女回来接班。他们目前完全有能力为子女在上海、杭州等地为孩子买房买车，不再需要他们回来辛苦赚钱。

　　“我希望儿子做简单平淡的人，不做官不做记者什么的，每月按时领固定工资。”大溪镇一个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主这么说。他年轻时靠编制帽子起家，1983年拿着200元开始做生意，常常下午一点坐车去上海，第二天七八点到达，搭三轮车到厂子后将帽子一顶顶拿到技术人员手上加工后，当天晚上再赶回温岭。

　　现在他有钱了，“我儿子和儿子的儿子都吃不掉”，所以他不希望正在北京念书的儿子再回来做生意。他的儿子也无意接手，大儿子在北京念大学，爱好是摄影，小儿子准备高考，想要念法律。

　　方正春认为，这些老板还有一个观念：家庭不可能代代都富下去。“富不过三代”的俗语盘旋在他们脑中，第一代创业成功未必第二代能够做得更好，这是他们现实的担心。

　　大溪镇二代接班的问题在方的眼里是较为严重的。这些老总自己如今还可以亲力亲为，但过几年年纪大了，孩子不回来继承，企业就很可能办不下去了。

　　大溪镇有一个年逾六十的老板，儿子不接班，企业产值已是每况愈下。“这个现象将会在10年后大量出现的”，方说。

　　浙商如何应对继承危机

　　虽然尚没有全面的调查，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对本刊表示，浙商的传承并不乐观。浙江80％～90％的家族企业需要有继承人或者足够的职业经理人才能传承下去。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族成员减少，选择性变小；另一方面，职业经理人目前在中国还不成气候，财富文化和商业文化尚未形成，很多企业主在观念上不认可职业经理人的信用。

　　方正春说，大溪镇大多数企业现在请了职业经理人来打理，一般是自己做老总，下面的生产经理、财务经理等都是职业经理人。但不可能将整个企业全部交给职业经理人，普遍心态为：自己辛苦做大的企业不放心交给他人。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凌认为，浙江的中小企业接班人问题尤为突出。大型企业已经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有实力为子女接班搭建配套的班子、系统的制度，为他们顺利接手创造好条件。因而，浙江很多大型企业完成了顺利交接。如浙江企业“方太”创始人茅理翔的儿子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硕士生。“苏泊尔”集团创始人苏增福的儿子苏显泽是浙江大学毕业，先被分配到地区工商局工作，后继承家业，在2004年杜邦“特富龙事件”中表现得从容不迫。

　　但对于中等企业而言，接班就成了问题，这些有上千万、上百万资产的企业目前仍处于创业阶段，对子女的吸引力小。

　　而目前，浙江省工业企业总数的99％就是中小工业企业，2001年占全省工业总产值88％。

　　陈凌认为，这些面临接班危机的企业可能会卖掉企业变现。

　　汤元宋的父亲对儿子不能回来接班也抱着这样的态度：“如果将来我年纪大了企业还可以运营，就承包给别人或者卖掉。”

　　不是下岗就是转行

　　中小企业除了资金积累不够外，还因为产业层次低，对子女没吸引力。对于这些企业，浙江温州生意人中流行一句话：“不是下岗就是转行”。

　　苍南塑料工业协会会长林增标认为，塑料企业的子女不回来接班，是因为这个行业技术含量低，而且附加值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今协会的企业正在商量如何更新换代乃至转产以改变现状。

　　1981年生人周海英也想到了产业更新的问题。她是浙江嘉兴地区桐乡市人，浙江海超毛纺有限公司“被迫”上马的继承人。公司名字中的“海”和“超”分别来自她和弟弟的名字。1997年至今，父亲将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厂做到现在拥有450个员工的企业，成为桐乡毛纺业里的大企业。父亲也舍得将钱投资在子女的教育上，2003年将女儿海英送到英国读书。

　　在英国读书那一年，原本想当女强人的周海英想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她靠打工赚钱去旅游，但一点也不觉得苦。

　　“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间”。但这种日子刚过了一年，父亲就要求她回国接手家族企业的生意，从英国上飞机前，周海英和依依不舍的同学抱头痛哭。

　　刚刚24岁的周海英已经接手融资和业务工作一年多了。她并不是不想做生意，只是不愿意做毛纺生意：“这样的生意打理起来很辛苦，我其实很想尝试做别的，等将来我完全接手这个公司后，先卖掉一部分产业，或者租出去一部分。”

　　浙江大学教授陈凌认为，新一代浙商选择也很多：子承父业，如一些大企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重新创业，目前做成功的也蛮多；还有一部分就不继承做生意了，这部分人里有没能力的，也有没兴趣做的。

　　正因如此，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王婴很乐观地认为，年轻一代沉积了创业精神，适合开拓新的领域。所以，不继承旧业不是坏事，反而可能是好事。

　　浙商研究会所在的杭州嘉汇大厦，有很多刚毕业的年轻浙江商人在创业，他们不愿意去打工，渴望自由生活，在得到父辈的资金支持后从小公司做起。“这些人是新浙商的未来”，徐说。

　　现在，浙江不少高校和机构专门开设了培养下一代企业家的“少帅班”。浙江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举办的浙商培训班中，有将近60岁的企业主，也有20多岁的接班人。副主任潘强龙介绍，培训5年多，已有1600多名学员。

　　他说，浙商一代创业的先机如今已经丧失，企业家有很强的提高管理素质的内在需求，而对培养下一代，他们会不惜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