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宪良

　　60年后，84岁的老人再次来到哈市平房区；

　　为揭露日军罪行，他往哈尔滨已经跑了39趟

　　“731”健在劳工痛忆魔窟61天

　　2005年7月20日，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罪证陈列馆”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今年84岁，他是当年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所犯罪恶的亲历证人。

　　1957年，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在平房地区建造家属楼，挖地基时一连挖出三个五六米深、40×50米的长方形大坑，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白骨，清理出的白骨总共装了三卡车。这些白骨是谁埋的，埋的是什么人？这个谜长期无人能解。

　　10年前的9月1日，左宪良第一次来到成立不久的“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罪证陈列馆”。当时的馆长韩晓和研究室主任金成民接待了他。尽管周围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但老人根据周围原有景物的方位，断定当年中国劳工挖的三个大坑就位于哈飞公司两幢家属楼的下面。

　　据老人介绍，1945年七八月份，“731部队”的日军用刺刀逼着中国劳工挖了三个埋尸坑，几天后，这三个坑就成为日军“731部队”销毁罪证，活埋中国劳工和做活人细菌实验的“马路大”的坟墓。

　　白骨之谜就这样被解开了。

　　此后，老人为揭露日军731细菌部队的罪行往返哈尔滨，跑了39趟。这位老人此次从辽宁锦州千里迢迢赶回黑龙江还是为了揭开那个尘封了60多年的秘密。下面就是他的痛忆。

　　被征劳工进入“731部队”

　　1945年6月9日，伪区公所派人下达通知，命令我去“国境线”当劳工。在伪满时期，凡是去“国境线”当劳工的很少有活着回来的。同时被派去的还有本村的倪河。第二天，全村乡亲们哭着将我俩送出十多里路。

　　全县530名劳工到县城集合后，由伪县公署动员股股长苏耀官给大家训话。接着，伪县公署用两天时间给劳工编队，全县编1个中队，辖5个小队，我被编入1小队3分队。

　　6月13日，我们被送到珠河县(今尚志市)火车站。火车先到了哈尔滨站，后来到孙家站时，乘警警告大家不许扒窗户，否则就是死罪。火车又走了半个小时，到了平房站。下车后，大家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老五屯工棚。这里就是日本关东军“731细菌部队”的一处劳工驻地。

　　神秘的“日本国境”

　　老五屯工棚区东南是一个大操场。劳工房在正南，距我们工棚区大约3华里的大片地方就是关东军“731细菌部队”的营区、场区和工区。北面是面积大约40亩的劳工坟地。所有这些区域都属于日本“国境”，是军事禁区。

　　到老五屯工棚后，给每人发了一套绿色更生布劳工服，帽子后边如日本军帽一样，有3条布条。第二天，日军命令全体劳工照相，然后把每个人的照片贴在劳工证上。有了劳工证我们就编入“731部队”劳务班，被带入场区干活。

　　“731部队”周围有七八尺高的围墙，上面有高压电网。里面有一座二层方楼，有发电厂、锅炉房和许多车间、仓库，还有3个高烟囱。一次，一个小队长身上沾了酒精，过门岗检查时，日军说他偷酒精兑酒喝，打掉了他全部门牙。

　　我们劳工要集体行动，营地内发现有人单独行动会被就地打死。吃饭前，全体劳工要高喊日语口号，并双手合十，双目紧闭，要求在心中感谢天皇。上百号人吃饭，听不到一点说话声。

　　险些成了“马路大”

　　第一天干活，我被分配到电锯场，加工木板和方子，活儿又脏又累，日本人一点休息时间也不给。我是掌锯的，电锯切割木料要加水，机器一开，锯水、锯末迸溅满身满脸，可掌锯的必须睁大眼睛盯住锯口，不然一旦拉偏，就要遭受毒打，也有可能被要了命。我染上了肺结核病，经常大口吐血。日本医生不给治，还要你照样上工干活。先期来的劳工对我们说，老五屯北面那片劳工坟，每天都埋许多新尸。

　　一天，来了一名日本军官，分队长让我跟他去。他把我带进场区里的一个大车间，用手势告诉我照他那样走，两眼只准往前看，不许旁视。

　　进门一看，有6个日本人穿着黄色工作服，戴白色手套和口罩，正在看着机器。领我来的日本军官与那些日本人不知说些什么，好像问要不要我，那些人都摆手拒绝。我忽然想起先期来的劳工们说过：“被单独调去的劳工，都是有去无回。”想到这里，我的精神立刻紧张起来。走出车间，汗水已经湿透了衣服，大家都说我命大。

　　有一天，我们发现两只黄色野鼠，俗称“大眼贼”，劳工们立即将其踩死。负责监工的日本工头关岗看到后大发雷霆，下令我们全分队30名劳工紧急集合。我站在排头，关岗上前左右开弓，重重打我两个大耳光，打得我耳朵嗡嗡响，两眼直冒金星。然后命令我照这样打下一个人。

　　我下边是徐海山，我不忍心打他，关岗见状又过来一连打了我十多个耳光，然后把我踹倒在地，一顿狠踢。后来，关岗找来翻译对我们说：“今后见到老鼠要捉活的。”多年以后我才清楚，老鼠是日军“731部队”用来培养鼠疫菌的。

　　遭受非人的折磨

　　我在劳工营的61天中，每天的饭菜是这样的：早饭高粱米掺黄豆干饭半碗，午饭是发霉的玉米面掺橡子面窝头两个，晚饭是高粱米掺黄豆稀粥半碗。所谓的菜汤，半碗是菜汤，半碗是泥水。100人的菜料配比为：24桶水、两瓢盐、5大篓生菜，每餐都发一点儿被日本人扔掉的变质咸菜。

　　吃饭时，有小队长和分队长监视，不许扔饭菜，连菜汤中的泥水也要喝光。

　　劳工们住的工棚由两块木板支起人字型做棚盖，棚盖直接接地，板棚内中间向下挖出一条半米深的人行通道。两侧用三排3寸木方做楞，上铺半寸厚木板，制成对面两趟长铺。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天没亮全中队就起床开饭，集合出发。劳务班长宫藤等日本人骑着马，劳工们则被驱赶着一路小跑。走了大约五六个小时，队伍来到松花江边。这时，日本人分成前后两队，夹带着劳工过江桥，到了北岸太阳岛停下。只见江面上浮着一圈红色的飘浮物，劳工们以为日本人要淹死大家。

　　一会儿，分队长回来说赏赐大伙洗澡，江面的红色浮村是界线，越过的是死罪。一个小时，民工们游不动了都到水浅处休息，日本人见状让大家上岸吃饭。饭后，日本人宣布要搞一场摔跤比赛。二十几个日本人全部上场，如劳工摔倒日本人，一次奖励一盒洋烟。比赛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瘦弱的劳工都输得很惨。日稍偏西，劳工们又一路小跑五六个小时返回劳工营。

　　恐怖的“劳工医院”

　　从工棚区向东走不到一华里，紧靠劳工坟地边沿处，有一个专门收容患病劳工的地方。北村姓景的劳工就是送到那里后不久死去的。

　　当时是小队安排我和另外三位工友架他去的。那里没有房子，只有一个东西向、高不过一米的扁平土包。土包西侧有个半地下的窖门，进去后是个大地窖，门口漆黑一片，往里走看见一排柱子上挂着数盏豆油灯。灯下是像劳工棚一样向下挖成的过道，过道两边地上铺着毛草当病床，上面躺着些毫无声息的“病人”。

　　我们几个人走进去不到20米，迎上来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说：“是送病号的吧，把他放这儿吧。”我们返回时，大家看见一个脸色腊黄的“病人”鼻孔里爬出许多蛆来。

　　逃回家时掉了20公斤

　　8月9日，日本劳务班长宫藤对两千多名中国劳工训话：“老毛子从牡丹江那边过来了，咱们把建筑物都破坏掉，没有建筑物他们就走了，然后我们再重建。等把建筑物破坏完，就用火车把你们送回家去，到时你们想要什么东西随便拿。”此前的7月17日，宫藤还命令我们劳工到场区东南三百米处挖了三个大坑。他告诉我们是防空用，其实是让中国劳工自掘坟墓，后来没逃出去的劳工都葬身这里。

　　厂区里有几十个大仓库，平常根本不让中国劳工靠近，趁烧仓库的机会，我们打开一看，里面堆放着方形铁丝笼，笼中有老鼠、“大眼贼”和猴子，有的装着牛和马，解放后才知道是他们做细菌实验用的。日本兵逼着我们往仓库里扛木料，再浇上汽油和酒精，然后下令点火焚烧，火光一起烈焰腾空，霎时间黑烟翻滚，马嘶鼠叫乱成一团。“731部队”的大火连烧了三天三夜。

　　8月13日，劳工中队的卫生长魏驭文让大家把自己的钢锹磨快，以便在逃跑时自卫。听说要逃跑，大家都来了精神。半夜仍在下雨，从厂区里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把工棚震得来回摇晃。

　　14日凌晨2时许，魏驭文下令开始逃跑。我们分队三十多人冲出工棚，用钢锹劈开铁丝网围墙，度过水壕，然后钻进高粱地一直跑。

　　我死里逃生回到家，与父母、妻子抱头痛哭一场。我的体重由走时的66公斤降到46公斤，此后经常大口吐血。在家治疗养病，躺了一年多身体才逐渐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