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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郑若麟与法国前外长维德里纳对话美、中、欧关系
文/本报驻巴黎记者郑若麟
欧美在中国问题上分歧究竟有多大？
法德更换领导人后，欧洲会不会重新倾向“泛大西洋主义”？欧美的“不同”是否就会因此而消失？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为什么中国在部分法国人心中的形象还是负面的呢？
法部分汉学家曲解当今中国
郑若麟：在法国《欧盟宪法条约》公民投票中，无论是赞成还是否定阵营，都将中国作为目标，都举例中国的纺织品“入侵”来证明应该支持或反对欧盟宪法。给我们这些常驻巴黎的中国记者的印象是好像所有法国人都视中国为“威胁”似的……你在一次电视辩论中因为对中国说了句客观的话，便遭到一位“汉学家”的攻击。我实在不明白，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为什么中国在部分法国人心中的形象还是负面的呢？
维德里纳：我认为中国的形象在近年来变化很大。问题是有一些汉学家对中国一直有着误解。其中有一个历史的原因。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在法国引起一批知识分子、政坛人士、记者们的强烈关注，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成为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到了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了，中国走上一条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的正常道路时，法国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兴趣就突然下去了。邓小平是真正开创现代中国的改革之父。中国又变成了世界注目的中心。这批汉学家们一下子又走到另一个极端，用今天欧洲的人权观来评论中国。法国媒体常常引用这些汉学家对中国的评论，于是中国在媒体上经常是“负面”的。但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到中国去旅行。法国舆论已经不再相信这些汉学家了。而且一些新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也在开始发出他们的声音……
美欧对华多种政策并行
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未能确定到底对中国采取哪一项作为主要对华政策。而欧洲人则至今不知道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
郑若麟：作为一个中国记者，我注意到中国恰恰是欧美之间不同甚至有可能完全对立的一个因素，我所说的当然就是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问题。去年年底欧洲已经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美国则在继续反对，而且加强了对欧洲的压力。据我所了解，美国人甚至使用“要么他们、要么我们”这样的绝对说法。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最终仍然视中国为敌？欧美在中国问题上分歧究竟有多大？
维德里纳：弄清你所提及的这个问题看来是很重要的。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是矛盾的。欧洲人也同样。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在中国问题上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立场。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竞争对手，还有可能演变成一个威胁。因此美国人对中国同时执行着多种方针并行的政策：他们一方面持对华强硬政策（武器禁运是一个典型例子），但同时他们又需要中国来购买美国国债、需要保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未能确定到底对中国采取上述一系列政策中的哪一项作为主要对华政策。而欧洲人则至今不知道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欧洲既需要向中国销售空客，但又害怕从中国进口衬衫，欧洲既欢迎中国的崛起，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满……欧洲永远在那里犹豫。像“解禁”还是“不解禁”这种犹豫将来还会继续在欧洲出现。
美欧本是不同世界
今天出现的欧美分歧，只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不同的再现而已。我并不认为这是悲剧性的，也不认为这种不同会走得更远，但欧美就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如此而已。
郑若麟：你对欧盟在英国任主席国期间可能走向“法、德、英三国核心”的说法在文汇报上发表后，引起关心欧洲的人们的广泛注意。这是一个大胆的预测。那么对于欧美关系将会如何发展，你又有何高见呢？欧美作为“西方”这样一个整体似乎已经“解体”，尽管这一“解体”不是那么戏剧性，没有胜方亦没有败方……今天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欧美之间的分歧。
维德里纳：我一直认为，美国与欧洲是非常不同的两个世界，而且本来就是如此。十九世纪在法美知识界的一场大辩论中，生活在美国的法国作家多克维尔就曾写了一本杰作：《美国民主》。150年后再读，这依然是一部杰作。多克维尔书中已经表达了欧洲人对美国既欣赏又担忧的双重情感。欧美好像是表兄弟，但彼此却非常不同。冷战时期由于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因此这种不同被掩盖起来。于是欧美便有了共同战略、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一切不同则都被这些“共同”点所遮住了。而今天这一威胁不存在了，双方的“不同”也就突出起来。比如在使用武力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和反应就完全不同。在死刑问题上、在私人拥有武器的权力上、在向海外派兵问题上……以及在到底应该在世界上推行单边行动还是通过联合国等问题上，欧美都存在着不同。对社会平衡与个人自由之间的观念上也是不同的。所以我认为，今天出现的欧美分歧，只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不同的再现而已。我并不认为这是悲剧性的，也不认为这种不同会走得更远，但欧美就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如此而已。这些不同并不妨碍欧美继续在一些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但这种行动是基于逻辑的基础，而不再是以感情为基础。美国人解放欧洲之类的事，已经成为过去。
郑若麟：今天的欧洲由于法、德两国反对伊战而突显了欧美之间的这种不同。但九月份德国大选可能会选出右翼的梅克尔夫人上台，而法国两年后也有可能出现比希拉克更右倾的新总统萨科齐。届时欧洲会不会重新倾向“泛大西洋主义”？欧美的“不同”是否就会因此而消失？
维德里纳：我不同意这种分析。欧美既有不同，又进行合作。在一些领域欧美完全站在一起，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双方可能完全对立；此外还有一些领域双方游离于两者之间。因此，欧洲永远不会再走上“泛大西洋主义”道路，就是法、德换了新领导人也不会。欧洲永远会有一个欧洲政策。而且欧洲舆论也不会再接受欧洲的“泛美化”。但与此同时，也不会出现“反美”的欧洲。欧洲不能事事与美国作对，这也是行不通的。因此这将是一个“度”的问题。欧美政治家要寻求的，恰恰就是如何解决双方完全处于对立状态的国际问题。在我任外长时，我就是基于这一原则行事的。
维德里纳：第一个批评布什单边主义的政治家
近二十年来，于贝尔·维德里纳先后以法国总统密特朗外事顾问、爱丽舍宫秘书长、法国外交部长等身份，参与“演出”世界舞台上的一幕幕悲喜剧。他以观察细腻、深入，观点独到、大胆而著称。9·11事件半年后，他是全球第一个直言批评美国总统布什采取“简单主义和单边主义”进行反恐是政策和策略错误的政治家。他也是第一个使用“超”超级大国来形容美国在今天世界上所处地位的外交家。他曾在《面对“超”超级大国》一书中断言，冷战后的世界将面临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伊斯兰与西方对立、强国的单边主义、未解决的各种冲突、国际组织机构和能力与其面临的职责之间存在的鸿沟……将成为实现“国际大家庭”的重要障碍。近年来的事实证实了他的观察。他非常关注中国，不久前他还在博鳌论坛上就中国和平崛起问题发言。
“中法文化年”期间，中国传统文化在巴黎街头尽情展示，深受法国人民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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