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宏曾在《25个孩子一个爹》中塑造了一个无私的父亲。而山西长治的企业家申竟正在现实生活中塑造45个孩子的好妈妈。今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她1995年下岗，2001年自己创办了一个涂料厂，2002年该厂效益明显。她开始收养孤儿和贫困儿童，两年下来收养了45个。山西省长治希望班的38名孩子在“申妈妈”的带领下，终于圆了到天安门观看升旗的梦。然而，因为资金问题，他们没能游玩北京其他的名胜古迹，带着失望和遗憾于当天下午离开了北京。

　　长治希望班的孩子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在“申妈妈”的带领下，终于圆了到天安门观看升旗的梦。可他们又是不幸的，因为仅仅因为资金问题，他们没能游玩北京其他的名胜古迹，带着失望和遗憾于当天下午就匆匆地离开了相识还不到十二个小时的北京。申竟，一个普通的下岗女工，用自己的双手重新为自己织起了一片天空，而在他成功之后，再一次用自己的双手为一群孤儿和贫困儿童织起了另一片爱的天空。

　　现在的很多情况是，很多孤儿的不幸只有被有关领导、部门、媒体“知道了”才有幸得到救助，社会帮扶的常常只是那些被“知道了”的孩子。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能够成为“申妈妈”的孩子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他们即没有被有关领导、部门知道，也没有被媒体知道，而是“申妈妈”一个一个走访来的。

　　然而从孩子们的失望和遗憾中，从“申妈妈”因资金问题而未能如孩子所愿时的无奈中，我们听到、看到了很多，也了解到有很多还需要我们去多的，去想的。孤儿与贫困儿童从绝对数上讲不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由于他们生存环境、受教育条件差，很容易酿成社会问题，解决孤儿的问题事关重大。

　　从制度学的角度来看，“申妈妈”并不是四十五个孩子最“亲”的妈妈，社会各方面的捐助对孤儿的帮扶意义，尤其是像申竟这样的企业家的帮扶的意思固然很大。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制度化救助保障体系的建立，一个孩子成为孤儿,社会保障体系马上起作用，才能做到孤儿不孤，贫童不贫。

　　所以说最终能圆四十五个孩子的“北京梦”的不是依靠“申妈妈”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需要我们政府有关部门从救助保障制度上来圆梦。记得两年前在河北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刘希勤以政协提案的形式提出：“建议给0—16周岁孤儿发定补”，正是这个声音让孤儿救助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对于“申妈妈”这样的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爱心的慈善家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大力倡导先富起来的人及时回馈社会的同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必须以更快速度建立起专门的孤儿生活保障机制以及一系列的教育“绿色通道”和社会寄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