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7月23日报道,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清华大学组织的艾滋病与媒体报道研讨会上说,农民工和大学生是艾滋病传播的高风险人群,也就是说相对比较容易成为受害者。近期卫生部将把农民工、大学生作为预防艾滋病宣传的重点人群。
应当重视“高风险”的结论
新闻出来后,网上一些论坛就闹翻了天。有些人恨铁不成钢地痛斥“大学生无耻”,还有的幸灾乐祸地说“大学生的素质和民工本来就没有两样,都是很低下的”。之所以有这样一些非理性的情绪表达,其实缘于这些网友压根就没有理解这样一个概念:高风险人群不等于是高发人群。事实上,误解两种概念的人绝不在少数。
高风险人群是指可能感染疾病几率较大的一群人,而不是指已经发病或者已经携带病毒了。而高发人群是指某个群体中已患疾病者所占的比例。这两个概念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其区别是相当大的。民工和大学生数量巨大,而且流动性强,因此,这两类人群一旦感染艾滋病,其传播速度有可能会非常之快。从传播的速度和危害性来看,卫生部将民工和大学生列为高风险人群,是很有道理的。
高风险性不等于高发,并不意味着民工和大学生就已经道德败坏,生活糜烂。很多人之所以一听到大学生是高风险人群,就对大学生横加指责,其本质还是偏见在作祟。这种偏见对于民工就是瞧不起他们,对他们唯恐避之不及;而对于大学生,则是期望过高,认为他们应当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之人,不能有性的渴求。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社会上对艾滋病本身仍存在种种偏见,殊不知,艾滋病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辜的。
对于民工和大学生是高风险人群的结论,我们应该给予足够重视,但这种重视应该是建立在公正平等毫无偏见地对待他们的基础上,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我们才有能针对具体情况给出具体的解决措施。比如,对于民工,我们要大力加强“员工之家”的建设,让民工成为城市的一员,让他们的亲人能经常在他们身边。而对于大学生,则应该加强性健康和性道德教育。只有这样,预防艾滋病的工作才可能卓有成效。
这种判断有没有依据
大学生成为了艾滋病传播的高风险人群?对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表示怀疑,诸多疑问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很想知道,毛群安所下这个结论依据何在?
我们有必要厘清艾滋病传播的高风险人群的基本定义。在国际上,人们把那些更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统称为高危人群或高风险人群,具体范围主要是男性同性恋者、注射吸毒人员、妓女和嫖客。我国自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以来,艾滋病在我国流行日益加剧。主管部门通过对国内艾滋病的监控与研究,发现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艾滋病传播的高风险人群,主要是职业卖血者、吸毒者、多性伴侣者、卖淫嫖娼者、同性恋者及性病患者家属等。
把大学生确定为艾滋病传播的高风险人群,让人很容易把大学生与吸毒、卖淫嫖娼等高危行为人群画等号。不可否认,当今的大学,决非艾滋病不可侵入的一片净土,个别大学生在性道德的取向上也存在一定偏差,但究竟有多少大学生在吸毒、卖淫嫖娼?目前也没有一个部门或调查机构能说出确切或大概数据(至少报道中未提及)。
在笔者看来,与其说“大学生是高风险人群”,不如说“大学生是预防艾滋病宣传的重点人群”更为准确。对高危人群,国家采取的干预措施,主要是制定干预工作计划,开展“面对面”教育、安全套推广、美沙酮替代、针具交换、性病防治等具体工作。对大学生呢?“大学生是今后社会的一个重要预备群体,宣传工作不能集中在下游,而是应该从上游做起”,笔者从毛群安的这些发言内容中,找不到大学生是高风险人群的任何依据和相应对策,得到的惟一结论是,要加强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广度与深度,大学生也是一个“重点”。而这,不仅适用于大学生,也适用于所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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