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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我家园、夷我坟墓、夺我矿产，更重要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具有奴化我同胞、长期奴役我人民的妄想，学日文、亲日满，他们迫使学校进行欺骗孩子的奴化教育，妄图用文化洗脑来侵略国民的思想。
口述者战乐庆
身 份原启秀实验中学校长
地 点启秀实验中学
启秀女中成立于1905年，校长徐婉珊女士，其父亲是广东中山人、中国近代实业家。徐婉珊年轻时热心教育事业，有一次她请求父亲能够捐钱资助中国教育，哪知道父亲反问她：“为什么只考虑资助？不去办一所学校呢？”
就这样，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39岁的徐婉珊用妆奁费在上海爱而近路今安庆路创办了启秀工艺女塾，自任校长，聘请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师授课，并从本校毕业生中择优培养教师。清宣统二年1910年，学校经迁移和扩充校舍，增设初中部和高中部，改名私立启秀女子中学今为上海市启秀实验中学，附设小学、幼稚园及义务小学。学生从30多人发展到560余人。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日军攻打、轰炸闸北，启秀女中师生转移到法租界避难，东宝兴路的校舍空了下来，当时驻守四行仓库的壮士撤退前，曾在校舍里住了一夜。后来日军知道此事，一把大火将学校的房舍烧了个干干净净，当时自告奋勇留校的看门人并没有离开，而是与校同归于尽。徐婉珊将他的孩子收养下来，供他读完大学，以表抚恤。从此以后，徐婉珊四处集资，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634号寻到一所野草丛生、摇摇欲坠的旧洋楼，重建校舍，坚持办学。
抗日战争期间，徐婉珊在校内举办国货展览会抵制日货，动员学生缝制寒衣、棉手套支援抗日军队不受汉奸吴世宝的利诱，拒绝吴世宝当启秀女中校董把自己的银器、衣物等捐献义卖，支持学校教师进行抗日活动。1939年12月，启秀女中教师茅丽瑛遭敌特暗害，住医院抢救，徐婉珊冒险前往看望。茅丽瑛牺牲后，徐婉珊在全校开展悼念活动，带领全校师生去万国殡仪馆参加对茅丽瑛的公祭仪式。
徐婉珊曾先后收养过十几个贫穷的儿童和遗孤，有的抚养成人，有的供其大学毕业。
1985年，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为母校题词“播下革命火种，培养建设人才”。
再访启秀女中
2005年6月20日，思南路37号。阳光照耀在启秀实验中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铜牌上。学校资料室里，战乐庆在整理着从当年的启秀女中建校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各种资料，为启秀100周年校庆做准备。
桌子上摆放着的一些发黄、发旧的校刊惹人注目，这些校刊从1938年到1943年无一不全，通过它，我们可以回顾60多年前那段真实的历史面貌。
“法西斯之狂潮突起，世界之均衡动摇，国际信义破坏无余，条约尊严丧失殆尽。希特勒近联意，远交日，乘英之急于自守，法之无暇他顾，苏联之埋头准备，大业未完之际，獗起中欧……况夫结远东日本狼狈为奸，乘火行劫，侵略同文同种之邦，既夺我东北，侵我冀察……为民族解放之神圣伟大，生死存亡之全民抗战有以致之乎？”
以上文字，就出于启秀女中1939年的校刊中，这篇文章名为《国际风云与我国抗战》，其作者正是该校高三的女生钱君环。抗战之际，一向不问政治的启秀女中沸腾了起来，校刊上出现了大量的杂文，谈论着抗日战争的大事，如当时高三邬秀容同学的《持久战》、陈黎洲同学的《两相军对哀者胜》等等。
除了这些鼓励抗战的文字，启秀女中的女同学们还自我创作了各个年级的级歌：
“莫谓我们性优柔，孤军谁复道州？莫谓兴亡匹夫责，石柱谁破流贼？精诚所萃，男女无间，今寇攘除同古寇，非异人任，乃在吾辈，愿我全级相奋勉……”
然而，并非所有的学校都能像启秀一样，在孤岛中坚守自己的阵地。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下，沦陷区的很多学校都被迫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
日本占领东北后大肆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一德一心”。为了彻底消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中国学生忘记自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日伪教育机关在东北强行规定日语和满语同为“国语”，在实际教学中则以日语为主。发行奴化教育的各种报刊和书籍。甚至修建了供奉“天照大神”的神庙。
在东北的一所学校里，校长是中国人，副校长、首席教师是日本人，中国教师9人，校役1人，教职员工共13人。
学校里的中国学生着装和日本在满小学学生完全一样，从外观上看与日本小学生没有什么差别。全校学生日语水平很高，每天到校离校都用日语和老师或同学问早安、午安，说再见。日语课讲课、提问和回答完全用日语，指导教师对此要求特别严。全校教师包括实习生与副校长、首席教师研究工作全用日语。学校的集体活动，如升“国旗”、唱“国歌”、向“皇宫”遥拜、领背“国民训”，课间操教做“建国操”等，都是属于奴化教育内容。
该学校有一个三十多人的男女生合唱队，由一位音乐教师教唱日本歌曲，不定期在广播电台播出，每月平均播出两次。这所学校已经基本上“日本化”了。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进行殖民教育，培养为其效劳的“顺民”已“初见成效”。这些孩子只知道自己是“满洲人”，日本是“亲邦”，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1937年—1941年间，启秀学校虽然处于孤岛租界中，暂时没有受到日军奴化教育的侵袭，但学校中还是有很多老师遭到了日伪特务的暗杀。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启秀女中的师生在日寇铁蹄下非但没有向日本军国主义妥协，反而继续用爱国主义教育与之进行战斗，如此看来，启秀女中无愧日本军国主义奴化教育之盾。
思想奴役
日军在屠杀、迫害之余，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也为了减轻占领区中国民众的抗日意志，稳定其“统治”，蒙骗中国民众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对占领区中国人民施行野蛮的奴化教育。
日本侵占台湾时期，即对台湾学童进行歧视性同化和奴化教育，通过教育剥夺台湾的母语、文化、历史和民族意识，企图使他们成为殖民地奴隶。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强制台湾人民放弃母语，逼迫使用日语。强制废除台湾同胞的民间信仰，令其改拜日本人信奉的神社神道，生活、服饰全面日本化。
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军强化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设立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主要由日本教官管理，所开“修身”、“体育”、“历史”等课的内容大都是宣传“东亚共荣”、“中日亲善”和武士道精神。
为了把青少年“务期养成兴亚中坚分子”，日本侵略者一方面通过汉奸、警察加紧监视、控制，还在1941年开始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强行在沦陷区的学校里推行“自肃训练”，在学生中加强“思想之考查”。
1944年春，日军在山西临沂城里原“大夫第”旧址设立了安放战死日军将士骨灰的“神社”，日伪人员强迫学校师生去开追悼会或吊唁，并明令各校每月8日和9日上午，一律为日军侵华举行“必胜祈祷式”。
日军在占领区的奴化宣传由“宣抚班”操纵。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各部队连队以上都设有“宣抚班”组织。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教化安抚”、“剿抚兼施”的工具。
在日军的烧杀抢掠之后，“宣抚班”带着医护人员，除医治日军伤病员外，也偶尔对伤病群众进行诊治，借以规劝老百姓做皇军“顺民”。“宣抚班”还利用节日和农村大集，在群众中鼓吹“中日亲善”、“东亚共荣”。
随着日军的大举入侵，对沦陷区的奴化教育也一并开始了。
策划 史铭 文／ 本报记者 刘峰 实习生 刘强 周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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