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柴爱新报道

　　道德沦丧往往不是道德本身的问题

　　“我们的楼越建越高了，道德水准却越来越低了！”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原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刘仲黎在参加道德建设的讨论时措辞激烈。

　　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六次会议7月上旬在北京举行，周永康、赵勇、李汉秋、高占祥、王蒙、刘仲黎等都选择参加了社会道德问题的讨论。

　　“当时气氛热烈，都觉得道德教育的问题很严重，很担忧。”全国政协常委高占祥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称。

　　近年来，若干新闻事件和腐败案件，都可以看到问题制造者道德滑坡的影子，在中国，社会公德问题，社会道德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成为政治问题。

　　没有道德哪来和谐

　　“为富不仁，为官不仁，为学不仁大有人在。”国情研究专家康晓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方面没有完整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系。而古代从儒家的仁、义、礼、信,到程朱理学都有一个完整的社会道德伦理体系，那么现在的道德规范是什么？”

　　“现有的道德规范是传统的与西方的东一块、西一块拉进来的，处于支离破碎的拼盘状态。另一方面，对于现有的道德规范，很多人也不去遵守和奉行。”他分析道。

　　“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不明朗，出现空前混乱的局面。社会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功利主义混杂。”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魏英敏也这样认为。

　　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刘景录特参加了此次常委会的道德建设讨论。

　　“没有道德信仰，哪有和谐社会？这是大问题。”在会上，他大声疾呼。

　　他发言的题目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重建道德价值体系。

　　“我是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剧，去年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红楼梦》剧组的20年后重聚首，当时有三四个人亲口告诉我说，自己成了佛教徒，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就成了虔诚的佛家居士。我感到很惊讶。”刘景录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罗国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称，“道德建设问题作为此次政协会议四个议题之一，与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并列，可以看出，政府已经认识到道德建设在创建和谐社会中的位置，并引起了重视。”

　　道德建设需逐步加强

　　“从政策来看，中国的道德建设是逐步加强的。” 罗国杰说。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道德建设中共中央颁发过三个纲领性文件：

　　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制定了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初步提出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怎样开展道德建设。

　　此次执政党全会通过的文件明确精神文明建设分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方面，道德建设的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为精神文明建设制定行动纲领，对道德建设有更系统全面的论述，提出道德建设的三大原则：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三大领域: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2001年9月20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道德建设的实施步骤更加细化。道德建设从精神文明建设中独立出来，

　　“从这三个文件中可以看出道德教育发展的轨迹，”罗国杰向《瞭望东方周刊》分析道。

　　“文革”前的道德建设包含在思想政治建设之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在政治运动中体现;“文革”后面临道德重建，邓小平首先提出建设“精神文明”的说法，要求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

　　之后，由于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1986年的《决议》就是为了抵制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政府更加认识到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于是有了1996年的《决议》。2001年的《实施纲要》是在1996年《决议》讨论时就提出来的。

　　2001年6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以德治国”，从社会稳定出发，把道德建设提高到治国高度。

　　“新一届政府是把道德建设寓于建设和谐社会之中，社会的和谐必然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官员的作风对社会道德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老百姓不是听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罗国杰认为。

　　“如果官员提出了一些道德规范，而自己首先不遵守，那会很危险。”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魏英敏评价道。

　　“总的来说，中国道德建设的力度还不如西方。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参议院，总统办公室都有道德委员会，负责管理那些法律管不到，但是又对社会有很大影响的事情。”罗国杰说。

　　怎么抓是个大难题

　　就在上述新闻发生的同时，政府有关部门也正在加紧进行道德建设。

　　7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共成都市委联合举办的“同心同德共建和谐社会·成都论坛”。

　　7月7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文化部等联合发出了通知，决定共同开展“银杏奖”评选表彰活动，奖励在青少年社会教育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我们现在的工作忙得很。” 中宣部宣传教育局企业处处长常戍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负责企业单位的道德建设工作。

　　据他介绍， 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以来，各个部门都加大了工作的力度。

　　2004年9月18日，首届公民道德论坛在江苏南通召开，论坛主题是公民道德和全面小康，各省市区宣传部长和窗口单位典型代表参加会议，讨论发言。

　　“开展的活动还有很多，这些都是进行道德建设的载体。”常戍说。

　　为什么道德建设越来越受重视，工作越做越细，人们却感到社会道德风气越来越差？

　　“越是道德不好的时候，越要讲道德，从这个角度来说，道德建设工作加强是状况差的反证。”罗国杰认为。

　　“道德是政治、经济、文化在人际关系上的综合反映，道德沦丧往往不是道德本身的问题，政治腐败、社会犯罪率高、经济上过分强调效率、文化多元等都是影响道德的因素。所以不能就道德来抓道德，而是要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考虑，综合治理。”

　　“道德教育不抓不行了,这是一个共识,但是怎么抓是个大难题。”在文化部门做行政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李文中说。

　　一位政协委员关于道德教育的沉思

　　——专访全国政协常委高占祥

　　高占祥简历

　　高占祥，1935年生，曾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副书记、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席。

　　《瞭望东方周刊》：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出在哪儿？

　　高占祥：最严重的问题是在道德教育的思维模式，指导思想上没有正确的认识。有的时候从说教出发，脱离人们的认知规律。很多文件是很难拨动人心田的。不能太概念化、空洞化、生硬化，缺乏生动的、潜移默化的、富有人情味的感化教育。如果不改变指导思想，不会有更好的效果。

　　我到新疆去，看到有2万多人自发听阿訇讲经，鸦雀无声，我们不能不反思，他怎么就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很多人以教育者自居，没有与青年平等的对话。且不说这些教育者在青年心目中的威信如何，总是把青年作为“加强”的对象，防范他们，谁还会听你的？有时候某大学的宣传部长沾沾自喜地对我说:“我们又开了一个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会。”如果我是大学生，我也会反感。

　　我给女儿讲二十四孝的故事，说有一个小伙子，他妈妈病了，想吃鱼，他就跑到结冰的河里，坐在冰上，用体温把冰化开，捉鱼给他妈妈吃。女儿听了说，他怎么那么笨啊，拿一瓶热水烫开不就行了？他妈怎么那么馋啊，病了还想吃鱼？我虽然听了恼火，但是一想，毕竟他们思维进步了，他们是现在的主人，我们要以他们的思维方式为主体。

　　《瞭望东方周刊》：我了解到你一直关注道德教育工作，我们国家有没有一以贯之的道德教育的内容？

　　高占祥：问题就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的道德教育缺乏连续性，没有固定的内容，经常变，先是“五爱”教育，1981年，我任团中央书记时，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四美”是共通的人类美德，当时港澳台地区反响也不错，我离开团中央后，又加上了“三热爱”。政治色彩有些浓，效果不好。再后来，就没有有影响力的内容了。

　　道德教育如果变得太快，形不成全社会的共识。对比一下，封建社会要提出的“三从四德”、“三纲正常”、“礼义廉耻”等等，一代接一代往下传，一两千年不变，因而它深入到当时人的骨髓，我们不去评论古代“道德规范”的内容，而这种“坚持精神”是值得借鉴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道德教育应该怎么做？

　　高占祥：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的闪光点，在学校和社会教育中，增加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容。其次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们进行道德教育的经验教训，编写一本简练的、生动的、易于被人们接受的德育教材。

　　我写过一本关于道德教育的书——《人生宝典》，就是因为当年抓道德建设时，发现没有一本合适的教材，而当时的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都有。

　　我写书时就想，写人类共同的真善美的东西，尽量避免和政治挂钩，不跟着风头跑。

　　现在厚黑学、撒谎术，迎合青年心理的这谋那术，太多了，而正经的道德修养方面的书很难找，我曾建议文明办的同志，要让我们的道德教材更具有可读性。

　　《瞭望东方周刊》：在政协常委会上对你的这些发言有什么反映？你预计此次政协常委会的讨论会有什么影响？

　　高占祥：我发言完了，他们都觉得很好。王蒙很赞成我的“五讲四美”，他在会上呼吁“要掀起一个‘五讲四美’的新高潮”。刘景录说，再不挽救，传统文化就要断线了。

　　但是我们在会上慷慨激昂之后又有什么用呢？我想，不能再等到麻烦越来越大的时候再注意，而是应该未雨绸缪了，而且现在已经有些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