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位于江西省德安城西北20余公里的万家岭，笼罩在一片雨雾中。此岭高不足50米，三面高丘包围，在地图上找不到标注，就在67年前，这正是痛击日军的主战场。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抗日名将薛岳指挥下，巧设“口袋阵”，在万家岭歼灭侵华日军106师团1万余人，史称“万家岭大捷”。至今，当地还流传着“山不在高，歼敌则名”的佳话。

　　叶挺将军评价说，“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备战 鬼子伪装道士探军情

　　10平方米的小屋，一分为二，前屋置桌，后屋放床，这就成了袁体明的家。老人今年84岁，须发皆白，身体瘦削，双目炯炯。1938年，16岁的袁体明是一名号兵，隶属102师304团2营2连(重机枪连)。是年秋天，袁所在的部队调归第4军指挥，参加了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吸取淞沪、徐州会战的教训，并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不再死守一城一地，实施守卫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防御方针。由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9战区和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5战区参加会战。

　　当年7月，日军占领九江，第11集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军沿江西进，并在赣北展开攻势，保护主力侧翼，相机攻取南昌。战至9月，日军第11集团军所属第106师团占领马回岭；第27师团在覆盆山附近与中国军队相持。冈村宁次遂命令106师团向西推进，试图从南浔路与瑞武路之间突入，策应27师团作战。

　　106师团孤军深入，第九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急调10万大军，利用德安丘陵地形，在万家岭一带设下“口袋阵”。1938年9月20日，袁体明随大军进驻了万家岭。

　　“我们奉命协同第四军90师，进驻德安西南边万家岭战场，防守万家岭、杨家岭、小金山、大金山、扁担山、狮子岩等一线。为了隐蔽作战计划，我们行军多是在晚上。”第二天，中国军队开始构筑工事。以地形和火力的需要为准，选择好一线、二线、三线阵地。一线阵地是同日军作战时发射火力用的，二线阵地是在日军飞机轰炸、大炮轰击时隐蔽部队用的。战壕一般宽1米，深1.5米，每隔十几米，再挖一个2米深的掩蔽坑，上面用树枝架满，再盖上五尺厚的泥土。

　　每条战壕是相通的，全阵地正好连成一片。今年80岁的郭经礼家住郭家垅村，他回忆说，1938年大约是割谷季节，部队派人到村里借锄头，说是军事需要。等打完仗，村民回到山里，发现每座山头都被挖了几道深沟。

　　袁体明还记得当时阵地布置的情况：二营以倒品字形布置兵力，第一线阵地部署4、5连，一左一右，相互支援；第二线阵地部署第6连和营属部队。重机枪连有6挺德国造马克星式重机枪，被分配给4、5、6连，每连2挺。

　　60多年后，袁体明曾经战斗过的战壕已经长满一人高的蒿草，草丛间不时传来昆虫的鸣叫声。在磨溪乡境内，差不多每座山上都遍布着网络一般的战壕，村民反映，一些没砍伐的古树上还能找到弹片。

　　就在中国军队积极备战的同时，日军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备战。郭经礼记得，当时山里来了一批不速之客。他们头戴蓑帽，身穿道袍，半掩着脸，走走停停，却不开口说话。“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人是日本鬼子装的，他们是来刺探情报，了解地形的。日本鬼子狡猾得很。”1938年9月，日军106师团选择刘鞔鼓村(当时名为雷鸣谷刘村)作为作战司令部。按照郭经礼的理解，这是鬼子侦察地形后作出的决定。这里地势开阔，远离周围丘陵，不易被包围。

　　恶战 湿毛巾上撒尿挡毒气

　　战斗在1938年9月底打响。 9月30日，在一阵雨点般的炮击之后，日军窜至杨家岭下，以50人为一梯队，一拨又一拨地向袁体明所在二营阵地猛攻。

　　“那一天，我们的重机枪发挥了重要作用。每盘子弹夹有250发子弹，一线阵地4挺重机枪同时射击，子弹像4条火龙一样连续射向日军。鬼子攻了五次都没攻下我们的阵地。“袁体明说。10月1日晨，日军大部队向杨家岭进犯，炮轰更加猛烈，各种障碍物多遭破坏，硝烟弹雨与浓雾笼罩着全阵地。上午10时，二营一线阵地4挺重机枪被炮弹炸毁，日军距离战壕越来越近，100米，40米，10米。

　　“鬼子不要命了，我们也豁出去了。”袁体明突然站起，挺直腰板，握紧拳头，放到嘴前。他分明又回到了60多年前的战场。“袁体明。”营长陶益祥一声令下。“到。”袁体明一跃而起。

　　“吹号。”“是。”“嘀嘀嗒嘀嘀嗒……”“我们向鬼子发起冲锋，把敌人打退，可陶营长牺牲了。他冲锋在前，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头部，就倒在我身前几米远的地方。”老人神色凝重。记者从德安县政协文史委提供的一份抗日战争材料中了解到，袁体明在杨家岭阵地战中也差一点牺牲，子弹射飞了他的军帽，差一点就击中头部。

　　10月2日，日军106师团主力进抵万家岭地区。 10月4日，双方部队在小金山、万家岭、张古山、箭炉苏一带连续激战，阵地几度易手。此时，薛岳调遣的各部队已陆续向万家岭地区靠拢，对106师团合围之势逐步形成。

　　当年，跟随家人逃难至江西永修的郭经礼说，虽然隔着几座山头，但每天都能听到家乡那边传来炮弹爆炸的“隆隆”声。背溪街村72岁的李屏水当年5岁，李屏水说，他的哥哥李屏全当时20岁，胆子很大，敢在晚上到阵地上掏死人的口袋，用木棒敲一下口袋，若有“梆梆”声，那就说明口袋里有光洋。“那时，哥哥带我去前线看中国军队打日本鬼子，鬼子的飞机飞得很低，呜呜地下来，地上的草丛都向两边分开，”李屏水说，“然后就是轰、轰声。”“轰炸，攻击，再轰炸，再攻击，是日军的老战法。”袁体明说，“我们自有对付的办法：当飞机来袭或大炮轰击时，我们躲在第二线掩蔽坑内，第一线只留观察兵和通讯兵，随时报告日军动态。当炮轰停止后，我们立刻转移到一线阵地，准备战斗。”日军援兵不断，杨家岭阵地最终失守，二营奉命退守狮子岩阵地。袁体明说，这时日军施放毒气掩护进攻。

　　“鬼子缺德，打不过，就放毒气，可我们只有军官才有防毒面具，一般战士只能用湿毛巾捂住鼻子和嘴，没有水，只能用尿代替。”对万家岭大捷有专门研究的德安县政协秘书长谈远荣说，在阵地战几度交锋后，中国后续部队相继赶到，薛岳令中国军队于10月6日展开总攻。日军凭借有飞机支援，顽强抵抗，尤其在张古山一带，日军拥兵凭险据守。51师在师长王耀武的指挥下，数度攻击无效。305团团长张灵甫提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从日军疏于防范的后山绝壁上进攻，得到王耀武同意后，张亲率部队出发，在友军支援下，小分队经过白刃格斗，占领张古山主阵地。

　　拂晓时分，日军拼力反扑，一度夺回阵地。张灵甫率部死战，腿部负伤不下火线。历史已经过去67年，但在德安磨溪，中国军队英勇肉搏日军的故事仍广为传颂。其中一个情节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中国军队割掉衣服袖子，冲向日军阵地，如果摸到对方有袖子，大刀就会向其头上砍去。

　　惨胜 村南溪水被血染红

　　10月9日，中国军队经过激战，杀伤了大量日军，特别是日军基层军官伤亡惨重，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加强力量。同时，蒋介石命令薛岳，务必在9日24时前全歼该敌，作为“双十节”献礼。

　　9日15时，薛岳命令各部队选拔勇壮士兵200至500人组成奋勇队，担任先头突击。

　　同时各部长官一律靠前指挥，薛岳也亲临一线。18时，炮火准备。19时，奋勇队出击，各主力部队紧随其后，向万家岭、田步苏、雷鸣谷刘、杨家山等地全线攻击。各部队前仆后继，踏尸猛冲。经一夜血战，日军106师团的防御阵地彻底崩溃。

　　11日，日军106师团残部退守雷鸣谷刘、石马坑刘、桶汉傅、松树熊等不到5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固守待援。12日，伤亡也很重大的66军和74军向不足千人的日军残部攻击数次，由于日军依仗空投粮食弹药，并缩小了防御正面，因此火力并未有太多减弱，这一最后的攻击未能奏效。

　　在中国军队猛攻106师团的同时，冈村宁次严令各部不惜代价，增援万家岭。鉴于基本歼灭106师团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而中方各部队伤亡均极惨重，薛岳命令各部撤出战斗，全军退守永丰桥、郭背山、柘林一线。

　　万家岭战斗中，日军第106师团最后仅剩不足千人的残兵，这是武汉会战中赣北地区主要作战歼敌最多的一役。106师团在遭到歼灭性打击之后已失去进攻能力。

　　二战结束后，原日军106师团幸存老兵那须良辅所著《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记录了日军在万家岭地区的这次惨败：“雷鸣谷是周围环山的狭小盆地，我们向这峡谷进军。后来才知道，周围的山中有数万敌军在等待我们……

　　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我听到令人恐怖的迫击炮弹越过我的头上，在前面五十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群，马群炸了窝般地在烽烟中乱冲胡撞。离开九江时有数千匹马，到雷鸣谷，连一匹马也没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中队就躲在水沟的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战友们大部都受了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来。

　　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鬼了。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十月的月亮，我放声大哭。“1939年，时任第1兵团第32军141师师长的唐永良路过万家岭，他也对战场作过一番描述：”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地。日军的辎重、马的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尸骨足上穿着大足趾与其他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尸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后，蛆虫又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盈尺……统计雷鸣谷刘村、哔叽街、万家岭一带战场，日兵骸骨至少在6000具以上，马骨至少在千具以上。“1940年，重庆《扫荡报》记者刘藻凭吊万家岭时提供的一个细节是，在哔叽街，遍地的尸骨和墓碑林立的土堆中，一个乞丐拾得金牙达37颗之多。

　　刘鞔鼓村的刘诗成回忆说，“打完仗，我们回到家，发现什么都没了。村南溪水被血染得通红，苍蝇满天飞，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强烈的恶臭味。”中国军队在这场战役中亦伤亡惨重。万家岭战役后，2营5个号兵战死4个，袁体明升任2营司号长。“2连原有129人，打完万家岭战役，只剩38人。”“那时一天只有两餐饭吃，第一顿5点吃，第二顿21点吃，两头都摸黑，菜是南瓜和芋头。喝的水也是被血染过的。兄弟们都忍了，相信好日子会来的。可现在我吃上热饭热菜，还有肉，晚上睡觉也不用担心炮弹了，一起战斗的兄弟却没了。”袁体明眉头紧锁，把头埋进了两只干枯的大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