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27日电　题：汉奸，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亲历者讲述伪政权　（记者张宝印、徐壮志、梅世雄）

　　汉奸，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永难消除的一块伤疤。

　　从1932年3月成立的伪满洲国，到1937年成立的“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还有在北平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1938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再到1940年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伪国民政府……形形色色的伪政权，仿佛一簇簇“恶之花”，出现在正在经受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

　　我们痛心地看到，在这些伪政权“治理”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抗日武装被反复“扫荡”“清乡”，中国百姓被血腥屠杀……

　　这些伪政权当年以什么形态存在，又做了些什么？曾在其中供职的人，特别是曾对自己的同胞做过恶事的人，即使健在也很难主动坦承自己的经历。记者四处寻访，终于找到两位见证人，一是曾为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当秘书的高丕琨；另一位是受我党派遣打入汪伪内部任伪军师长的施亚夫。

　　“伪满汉奸的主子是日本人”

　　高丕琨今年整整100岁。1941年，日语很好的他，成了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的秘书，有机会从宏观角度了解伪满洲国的运转情况。

　　他说：“张景惠为什么受到日本人的青睐？就是因为执行日本对‘满’政策不遗余力，对于实行方式更是用尽了脑筋和挖空了心思。日本人的移民开拓团强占了中国人的土地，伪满官吏多有不满。张景惠却说，‘满洲土地多，但人是老粗，没知识，日本人用新技术来开荒，是给大家找饭吃。’实际上，日本人不会种旱田，强占了中国人的地后，还强迫中国人替他们种，哪来什么‘新技术’？”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常对溥仪说，张景惠是‘好宰相’，是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的身体力行者。而张景惠自己则说，什么叫‘总理’啊，就是让咱们出名义，人家乐意咋办就咋办，也用不着你多嘴。”

　　高丕琨回忆，伪满对日本有一项政策，叫“粮谷出荷”，就是征收粮食运往日本。数量非常大，到1945年达到950万吨。很多农民连口粮和种子都交给日本人了。

　　为了给日本人提供粮食，伪国务院出台了很多政策，对老百姓的口粮实行严格的配给，标准低得让人难以糊口。老百姓只好吃橡子面蒸的“满洲馒头”，喝豆饼渣掺糠和杂谷的“协和粥”。1942年，有不少人因无粮可吃而死亡。

　　日本侵略战争越来越吃紧，物资不足，连造子弹的铜都不够了，伪国务院就制定“金属类回收法”，将百姓手中的金属制品悉数搜去，连门拉手、汤勺都不例外。张景惠还下令把伪国务院办公楼门窗上的铜拉手全部卸下来，连伪国务院大门口颇有点威势的大铜吊灯也摘了下来，交纳出去了。

　　“满洲国”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伪政权里的中国大小官员是名副其实的傀儡。高丕琨说，从皇宫到国务院、从省到县，都有一批日本官员，一般都以各部门次长、总务长或参事官的面目出现，但却拥有真正的决定权。因此，问及“总理”有关国务的事宜，“总理”只能回答说：“总务厅长官在办。”问及各部大臣“总长”有关事务，回答就是：“次长正在办。”

　　“张景惠的‘总理大臣’的印鉴由我掌握，各处处长送文件来，要先送到我这里，盖上印就算数了。据我所知，一些要紧的事，如省长、处长的任命，都是事先由日本人总务长官跟张景惠说好，由我盖章生效。大概因为自己没什么要决定的事，张景惠每天上午10点钟才来上班，到11点半钟就走了；下午2点钟来，到4点钟也就回去了。”高丕琨说。

　　“在伪满的各军营里，都有日本军事顾问。连伪皇帝溥仪也派有顾问，后来改称‘帝室御用挂’，即吉冈安直中将。溥仪十分害怕吉冈安直，基本上受这个日本人的掌控，无论到什么地方，这个日本人总在他的身边监视控制。日本军事顾问对伪军的长官有绝对的指导控制权，是说一不二的。伪满汉奸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争来闹去，但真正的主子是日本人。关东军不点头，一切都是胡闹。”高丕琨说。

　　“与新四军作战，打头阵的永远是伪军”

　　91岁的施亚夫在南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这是1941年的初夏。南通城的里里外外一夜之间贴满了布告，其内容尽管不同，但落款却一律为：绥靖军第七师师长施亚夫。我在南通城里一幢米黄色的小楼的大门上悬挂着‘七师司令部’的牌子。”由于是受党的派遣打入伪军内部，施亚夫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显得比较冷静和清晰。

　　“一时间，南通的老百姓都在谈论着我的这支绥靖第七师，说我是汪精卫的得力干将。不过，这时汪精卫并不认识我，我的职务也没有得到他的正式任命。自1930年16岁入党以来，我主要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1940年春天，汪精卫成立汉奸政府以后，新四军和地下党授命给我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我想，我不妨趁机去活动来一个伪军的军或师的番号，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很快，第七师的消息传到南京，正愁枪杆少，无法向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汪精卫闻讯后，非常高兴，立即派心腹严甸南到南通，准备收编我。严甸南是汪精卫的少将参赞武官。”

　　“严甸南一到南通，便迫不及待地要我将全师的花名册交给他审查。实际上，我手下当时只有刚刚收编的二三百号杂牌军。到哪里去弄一个师的花名册呢？于是，我派副官与严甸南周旋，陪他游狼山、打麻将、逛妓院。我则带人连夜赶到上海，买了一本电话号码簿和一本《百家姓》，然后又找来几本喜丧人情的帐本，胡乱抄起来。一夜之间，第七师8000多名官兵的姓名和枪支号码便造成了。3天后，我突然出现在严甸南面前，将厚厚一本花名册交给他……从此，我就成了汪伪的中将师长。”

　　正如汪伪中央政府的所有重大决策要听命于日本顾问一样，汪伪军队的所有行动必须听命于日军。日军对伪军重要的控制形式就是作战会议。“我们这些‘伪军’参加日军的作战会议，几乎没有发言权。但与新四军作战，打头阵永远是伪军。”施亚夫说。

　　“日本人控制汪精卫伪政权的另一个方式就是通过特务组织。日本的专业特务很凶，很厉害。比如，他控制不了汪精卫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就把李士群毒死了。据说，毒害李士群，日本人下手173次，最后一次才成功。”

　　“我几乎参加了南通日军所有重要的军事会议，并把情报送给新四军。1944年1月5日，我完成了率部起义的举动，这在伪军中间引起强烈反响。据叶飞同志回忆，在我影响下，仅1月到2月间，反正的伪军达2000人以上。”

　　汪精卫1944年11月死于日本名古屋。在浙江萧山县海门镇，当地人把汪精卫、陈璧君夫妇雕刻成两个真人大小的裸体跪像，围以石栏，唾迹斑斑，任人羞辱。国民政府战后还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筑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给炸开，焚尸扬灰。

　　至于其他大小汉奸，如周佛海、陈公博之流，也各受严惩。他们的叛国罪行连同他们的名字，被牢牢地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