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党国英

　　儒学是一种典籍文化。在历史上，常常可见一个民族的文化典籍陈述的价值观是一套，而人们的行为文化可以是另一套。对这一关系不讨论清楚，关于文化问题的一切研究都可能走入歧途

　　似乎是突然间，有了“国学”复兴的热浪。人民大学要建国学院的消息，应该是一个标志。如果复兴国学果然能振兴国家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想也不必把这件事情看得多么悲壮。只是看了一些赞成弘扬国学的文章以后，我还是不大明白，复兴国学的人们到底要做什么。国学是什么？我们从国学中学什么？如何学习才不会迷失方向？这些问题不搞清楚，总给人一种炒作的感觉。

　　前些日子有一位“新儒家”成了组织偷渡的嫌疑人，就有了讨伐儒学的声音。反驳者站出来说，儒学本身与儒学的研究者没有关系。这个说法当然是对的，这正如原子弹杀人不能归罪于核物理学家一样。但我的一位哲学界的朋友告诉我，当代儒学研究者常常把自己看作“新儒家”，并由此获得了一些生存资源，这样，大众也似乎就有理由用儒家倡导的生活原则来量度这些学者。这个思考同样是有道理的 当然，这种争论仍不免皮相。

　　儒学首先是一种典籍文化。典籍文化是经过学者系统化的符号文化，在过去大多数时代由官方提倡并反映在历史典籍中，特别由古代“圣人”所勉力传播。世界主要文明国家在历史上都遗留下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的一部分典籍由于官方或其它重要社会势力（如宗教）的推崇，对民族历史发生了较大影响。这些典籍的作者被尊为“圣人”，他们倡导的人类行为规则被当作（只是被当作，不一定实际上是）民族行为文化的代表。

　　典籍文化与实际的行为文化是不同的。在历史上，一个民族的文化典籍陈述的价值观是一套，而人们的行为文化可以是另一套。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在文化研究方面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民族的典籍文化与实际的民族行为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这一关系不讨论清楚，关于文化问题的一切研究都可能走入歧途。

　　行为文化与典籍文化之间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历史上的学者不一定将本民族的行为规则研究清楚，并将其真实地记录下来；历史上的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也不一定反映民族的真实情感和社会的本来面貌；学者们的作品难免渗透自己和自己所在阶层的价值观，甚至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其价值观的诠释；学者们不是圣人，他只愿意说出那些在他看来对他生前死后最有利的话；虽然某些学者对“真实”有特殊的偏好，但这仍不能保证他没有思想上的片面性。

　　所以，一个民族的典籍文化是否反映民族的行为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这个传统，是极不确定的。但是，学者们很难这样看问题，他们倾向于把民族的典籍文化看作实际的、民族的行为文化。例如，梁漱溟先生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别，并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便犯了以民族典籍文化替代民族行为文化的错误。实际上，儒家经典的伦理本位，并不等于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

　　我国学者许纪霖、朱学勤先生对中国儒家文化有过深刻分析。诚如他们所说，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倡导“天下为公”，给人制定了“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标准和追求“千年至仁之人极”的社会理想。但这套说教“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搞出来的理论多少偏于炽热的情感，而缺乏客观、冷静的知识论支持”。这套伦理价值观被用来诠释政治，结果是“以道德规范代替政治设计”，创立了一个“内圣开外王”的假逻辑。

　　中国古代大量的文化典籍是一个大大的故纸堆，终生修学不尽；其中自有颜如玉，自有黄金屋。儒学是一个大泥潭，人们一旦栽了进去，对信息的获取便永远得不到饱和，而其他信息便没有时间去获取。于是，一个儒生便愈发迷恋故纸堆，并由此幻觉出一个虚假的民族精神出来，而且，这个民族精神是绝不能与其他民族共同享有的。

　　民族文化差异的观念一旦形成，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治学态度，要人们愈发热情高涨地去啃故纸堆，实证研究态度便到爪哇国去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少学者在传统文化问题上妄自尊大（以当代新儒家为代表），似乎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祖宗都曾有过，而外国一切不幸祖宗都早已料定。一位著名学府的“文化大师”竟言之凿凿，说伊拉克的战败是因为不懂得中国古人讲的“兵不厌诈”，其无视事实、囿于纸面学问的拙劣，可以说，已是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