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交锋·反恐系列讨论之四

　　北京某一外来打工者，长期稀里糊涂驾车违章被罚万元一事，前不久曾引起争议。是否因为交通执法方式不完善，就应当让打工者免于受罚？法律是严肃的，违章受罚乃天经地义，并没有余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不能同情被罚的司机，和对交通执法方式提出质疑。人们普遍认为：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交通部门应该改进交通执法方式。

　　思考恐怖主义社会基础并非无意义

　　以此来对徐友渔先生昨日批评我的文字《认识恐怖主义，“深刻”向何方？》作答。徐先生认为追究恐怖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思考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没有什么意义。在笔者看来，这就把恐怖活动所应负的法律责任，和为防制恐怖主义而清除其生长机理混为了一谈。如果连恐怖主义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活动的社会空间都不清楚，而全力只忙于将恐怖分子绳之于法，那么，就如上面所说的打工者受罚事件一样，在法律制裁了打工者之后，而对不规范的交通标识和交通执法方式不加修正、使其依然如故，那当然还会有误入违章之门的事情接着发生。这种法律上的无情，与事实上因游戏规则不合理而引起的不公，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该如何计算呢？！何况扩展到国际社会，还并没有普遍适用的“万民”之法！

　　单纯谴责恐怖主义，有隔靴搔痒之嫌

　　在对徐先生所作的其他驳难作答之前，本文作者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恐怖主义在美国反恐战略实施后，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越打越少，相反，却是越来越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引人深思。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自我检讨说伦敦爆炸案有些“咎由自取”，是西方国家干涉中东事务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英国首相布莱尔则说恐怖主义是一种思维战。既然是一种“思维战”、植根于某种长期积累下来的怨恨所产生的思维方式当中，恐怖主义岂是打一下、杀几个人所能了之的？！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主义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美国实施反恐战略后，世界恐怖主义活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多？以及面对恐怖主义，我们到底应采取什么样的防制之道？这些问题其实更应当引起深入思考。遗憾的是，就目前的情况看，更多还只停留于对恐怖主义作谴责的层面，即便最近几天《新京报》围绕恐怖主义所作的探讨，也大体如此。这对防制恐怖主义，不能不说有隔靴搔痒之嫌，根本无济于事。本文作者提出要以技术分析超越道德判断，也正是有感于这一点。

　　反对国内不公，就不能不同时反对国际不公

　　对徐先生的其他一些看法，在此一一作答：徐先生说，恐怖分子不少是富有者，而且有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笔者同样非常关注这一点，并认为这恰恰是问题所在。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当然会是由受过教育的人来领导，正如近世以来的民众革命，都是由精英分子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一样。但经济富有与受西方教育，并不意味着就能消除文明隔阂与受压迫感，相反，越是受教育程度高，有经济能力，也才越容易接触外部世界，并在跨国交往中，对文明压迫有更深刻感受。全球化的另一面是文化本土化，印度哲人甘地在英国时曾是一名衣冠楚楚、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英国绅士，回到印度后却成了一位印度教的苦行者。产油富国同时恐怖分子也多，道理大略就在于此。穷人也许更在意经济不公，但走出国门的那些有经济能力、受过教育的人，所在意的可能就还要加上文明压迫。恐怖主义是这种受压迫感的变态反应。

　　另外，徐先生说那些产油富国的人们，应当在本国搞改革。笔者看来，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徐先生又把国内问题太“国内”化了，事实上，正是因为那些产油富国的少数王公贵族，与外来资本和强权沆瀣一气，而不顾及“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所以对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反对国内不公，就不能不同时反对国际不公。并因此对那些针对西方社会的恐怖组织，态度取向上十分暧昧。因为有石油利益在，强势国家与那些产油富国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相比于一些穷国，明显要多得多，这使得产油富国民众对强势国家压迫性的感受及反抗心理，比起那些不产油穷国民众来说，也要直接和强烈得多。

　　最后说一句，徐先生把爆炸案比作引起公愤的强奸案，好像并不恰当。英美等受恐怖袭击之苦的国家，绝不是等闲视之的弱“女子”，它们暴露在外、“衣着太少”的，不是文明宽容与普遍正义，而是强势者的无度武力。现在还呆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美英大兵，就是明证。

　　东远（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