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四川宜宾县人，著名的抗日女英雄。
1926年入党，1927年秋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
1932年从上海派往东北，先在沈阳卷烟厂工作，同年4月末调哈尔滨市任哈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3年，在一次“电车工人大罢工”中暴露身份。
1934年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连敌军的报纸也惊叹于她“红枪白马”的英姿，被郭沫若盛赞为“甘将热血沃中华”的女英雄。
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同年11月被敌包围，腿部受重伤，昏死后被抓，在狱中受尽折磨。
1936年8月英勇就义，年仅31岁。
亲历者说
她是一位无比坚强的女性，在狱中无论是敌人的“怀柔政策”，还是红烙铁、灌煤油，都没有一点屈服；她也是一位出色的共产主义战士，多次领导妇女、工人进行大罢工，指挥游击队抵抗日军侵略，即便在身受折磨的时候，仍然不忘宣传抗日；她还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虽不能守护在儿子身旁，但她的实际行动已经深深感染孩子，她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昨日，多年从事赵一曼事迹研究工作，现任辽宁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的张大庸，向记者讲述了赵一曼鲜为人知的事迹。
领导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
1933年，哈尔滨电业局（包括发电厂与电车厂）约有200多名电车司机、车长，工人们饱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
4月2日，电车工人张鸿渔遭到伪宪兵的无端毒打，电业局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不同情他，反而大骂张鸿渔，说他给电业局闯了大祸，并声称要开除他。
电车工人对此极为气愤，没到收车时间，工人们便提前收车回库。
赵一曼按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连夜赶到电车厂，要为工人们争取自己的权利，领导电车工人大罢工，以此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
“当晚他们在电工学校的宿舍里召开党团联席会议，研究罢工的方案步骤。”张大庸说，“会上还通过了《告哈尔滨市民书》，向全市人民说明罢工的原因，呼吁各界人士对电车工人给予支持和帮助。”
4月3日早5时许，罢工工人召开群众大会，向宪兵队和电业局提出复工五项要求：给受伤者抚恤金50元；撤换宪兵队长；交出凶手由工人惩办；赔偿受伤者医药费；电业局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不答应就不复工。
电车工人的斗争也激发了广大群众反日情绪。在这种情况下，电业局领导向工人道了歉，答应了工人的复工条件。4月5日电车工人复工。
她的眼神让日军心发凉
1935年11月15日，赵一曼在哈尔滨市珠河县活动时被日军包围，几天后被捕。
据张大庸介绍，当年审讯赵一曼的警佐大野于1956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供称，“我同远涧（警务科指导官）一同去马棚看赵一曼，她头戴黑色军用皮帽，身披黑色军大衣，我用马灯一照她，看到她满脸苍白是汗，她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那仇恨的目光，使我感到一阵颤抖，心里发凉。”
看到这个“女犯人不简单”，特务科决定对赵一曼实行“怀柔政策”，让每个人都与赵一曼谈话，但结果让日军很失望。
最后特务科决定“先将她的伤治好，当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用，可以用来交换日方被捕的重要人物，这比杀几百个抗日分子效果大得多”。
就这样，赵一曼被安排到哈尔滨市立医院，并派警士董宪勋等人监视。
过了一段时间，大野被派到新京（长春）受训。在他临行前特意到监狱里看望赵一曼，请她为自己留字纪念。
大野回忆说，赵一曼给他留了一首诗，题为《滨江抒怀》：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族旗红似花。
逃跑不成再陷魔掌
“赵一曼身体恢复后，时刻想着怎样逃出去，”张大庸说，“经过几个月的了解，她觉得董宪勋和病房的见习护士韩勇义很爱国，决定发展他们，逃出监狱。”
1936年6月上旬，董宪勋听说7月要杀赵一曼，这个消息促使他们必须尽快做好逃走的准备工作。
韩勇义拿出自己的嫁妆，换来现金、药物等。
24日夜里，三人再次密谋，最后决定28日夜里行动。
由于董宪勋是看守赵一曼的警察，所以没有受到别人的怀疑，恰巧，这时天降大雨，为他们的出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6月28日晚9时，董宪勋用8元钱雇了辆小汽车，韩勇义给赵一曼换上了一件新的蓝布裤褂，他们坐上小汽车后，在屠宰场后边换乘事先准备好的轿子，一直向东奔去......
6月29日早7时，发现赵一曼失踪后，日军迅速找到了小汽车司机，并根据他的讲述找到了轿夫，知道了赵一曼的逃跑方向。
6月30日早5时，赵一曼三人走到离游击队只有20多里的李家屯附近时，被敌人发现，再次落入敌人的魔掌。
她像铁块一样坚硬
赵一曼等三人被抓到了哈尔滨警务厅，关在刑事拘留所。由警察厅特务科日本大特务、特高股长，警佐林宽重亲自审讯。
这个外号叫“林大头”的日本人是个中国通，并没有把这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放在眼里。
赵一曼被架进审讯室后，“林大头”假惺惺地说：“欢迎，大大地欢迎！本人能和赵女士这样的名人相见，感到非常荣幸。”
“林大头”又倒了一杯茶水，赵一曼一手把茶杯打落在地。
“林大头”感到这个女人不一般，但仍厚着脸皮说：“赵女士不要生气，我想和你好好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赵一曼斩钉截铁地说。
“林大头”试探地问：“我真不明白，你这样一个年轻人不好好在家过日子，为什么要奔走抗日呢？”
赵一曼反问：“那你这个日本人，为什么不在你的岛国老老实实待着，却要不远万里侵略中国呢？”
“林大头”被问得哑口无言。
赵一曼大声地说：“死，对于你们这些掠夺成性、贪图享乐的强盗来说是可怕的，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为了忠实于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是早已准备好的。”
在阴森的地下刑讯室里，赵一曼受到了皮鞭、棍棒等各种刑具的毒打。看到赵一曼仍不“开口”，打手们用铁条刺赵一曼腿上的伤口，用烧红的铁棍烙她的后背，往她的嘴里灌煤油……
“不管敌人用怎样的酷刑，赵一曼始终没有屈服，没有暴露党组织的半点机密”，张大庸说，“她无比坚强的英雄气概让打手的手都开始发抖了！”
打手吴树贵在1950年临刑前曾供：“我一生给很多人用过刑，第一次遇见赵一曼这样的女人，她真像铁块一样的坚硬。”
她给儿子留下革命遗言
经过一个月的审讯调查，敌人什么也没得到。
7月末，哈尔滨市警察厅把赵一曼案卷送到警务厅，警务厅长涩谷三郎看完后感触地自语：可惜她不能为日本所用……
随后他抄起笔在案卷上批示：押送到珠河街（地处珠河县）示众后就地处决。
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了开往珠河县的火车。
张大庸在敌人的一份《报告》中了解到了赵一曼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情景：“在押送的途中，她虽感到死亡迫近，但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
她很想念自己分别多年的儿子，向看押她的敌人要来纸笔，给在远方的8岁儿子写下了遗言：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抗战，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祖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来到珠河县后，敌人把赵一曼绑在一辆马车上，在她战斗过的地方游街示众。望着乡亲们挂满泪珠的面孔，赵一曼大声喊：“乡亲们！不要难过，为抗日而死是光荣的！”说着，她昂起头高声唱起了《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
马车来到刑场，赵一曼下了车，两个特务要来架她，被她甩开了，她移动着艰难的步子，昂首挺胸，迎着灿烂的阳光向前走去……那时她只有31岁。
（感谢辽宁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张大庸提供史料）
本报记者 陈婵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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