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专家根据国家的立法和修改法律计划，纷纷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草稿，正日益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一个普遍现象。

　　专家在立法中扮演重要角色

　　7月22日，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庭资深法官、国内民事诉讼法学界学者等，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江伟教授领衔的课题组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为蓝本，讨论构建我国民事诉讼的三审程序的可能性和形式。

　　6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和他的博士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8次审阅《刑事诉讼模范法典》。历时4个月，这部“近700条、民间的、理想化的诉讼法典”基本形成，即将出版。据介绍，这部法典在起草过程中征求并吸纳了北京、上海、重庆等地高校和实务部门的研究成果。按照陈卫东的说法，它的出版“希望能为立法机关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提供参考”。而6月12日，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静村在重庆的一个研讨会上，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拟制稿》（第9稿）交给了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郎胜。陈卫东、徐静村均为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会副会长。

　　再之前，去年9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马怀德教授领衔的课题组以修改《行政诉讼法》说明的形式，将他们有关《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送全国人大法工委。

　　类似的见诸媒体的立法建议稿还包括：今年4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教授周汉华将起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提交等待国务院审议认可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草案。

　　专家们为什么热衷参与立法？人大版民诉法修改建议稿主要起草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孙邦清说：“在法律严重滞后以及立法机关尚未启动修改法律程序的背景下，我们起草了《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以推动我国民事诉讼法典的现代化。”他认为，学者在近现代立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专家学者是中立者，独立于部门利益之外，可以从自己学科专业的角度对法律进行理性设计，因此有利于使法案全面客观反映民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晓青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学者参与立法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就有学者提出了宪法修正案草案。此后，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针对本领域的相关立法或修法计划提出建议稿，慢慢在我国立法生活中普遍起来。

　　杨晓青教授谈道，立法不只是立法机关的事，现在鼓励全社会参与立法。从法律上讲，专家学者参与立法，和其他公民参与立法，没有本质区别。但由于专家学者本身就有一些法律知识，具有专业上的优势，他们积极参与立法，对于提高立法质量，加快相关立法的速度，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1986年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并且一直是该组的主要领导人。他说，拿《行政程序法》立法来说，当时有很多个建议版本送过来，应该说，每个版本的意见都有可取之处，最后的版本是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从立法机关的反映来看，专家学者的这种行为，也是广受欢迎的。

　　学者建议稿能为立法加速吗

　　但是，专家学者提出立法或修法建议稿以后，并不意味着该项立法或修法将很快付诸实践。根据目前我国立法程序，专家学者写成建议稿后，先要递交全国人大。全国人大相关立法起草小组如果认为有价值，会参考这一草案，或者委托相关课题组启动立法调研，提出立法建议稿。之后要经过专家论证、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读、二读，直至三读通过，公布实施成为法律。其间，如果认为有必要，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会将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

　　记者注意到，目前正在征集意见的《物权法》草案就经历了这一过程。

　　199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向立法机关全国人大提交了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未定稿）。同年5月，全国人大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物权法专家讨论会，讨论了这个草案。同年10月，课题组向立法机关正式提交了最后定稿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

　　2000年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也领导了一个课题组，完成了其物权法草案的建议稿。

　　这两部建议稿提供给立法机关以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在2001年5月召开专家讨论会进行讨论，并形成草案。2001年底，形成了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发到了地方人大、法院、部门和法学院征求意见。最后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读的《物权法》，参考了社科院梁慧星和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分别领衔的课题组提交的草案版本。

　　立法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周旺生教授认为，专家学者的这种行为可以归为公民参与立法的一种形式，他们提交的立法版本只能算是建议，是一种学术行为，不具有法律意义。他说，只有接受立法机关的委托研究产生的建议稿才有法律意义。

　　他说，只有立法机关才拥有立法权，专家学者的建议离法律还有很远。记者注意到，《物权法（草案）》公布之后，王利明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整个物权法立法过程中，的确存在很多的争论，但是这些争论都是学者之间的争论，最终要以立法机关的意见为主。

　　北京大学法学院尹田教授也认为，在中国的法制进程中，学者的作用虽然很大，但也是有限的。

　　本报北京7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