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 军

　　物权法草案关于“国家规定”的一些表述引人瞩目，在涉及物权处分时，多次出现“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的字样，包括第49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第68条“拆迁、征收私人的不动产，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并保证被拆迁人、被征收人得到妥善安置”；第128条“因不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权利人的完整物权应该包含这四项权利。而物权法草案在涉及征收、征用、拆迁行为时，多次出现“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的提法，意味着权利人因这些情况被动处分自己所有的物权时，将受到“国家规定”的约束。

　　 草案将这种情况限定在“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范围内，但何为“公共利益”，无具体规定；“国家规定”是什么，无明确解释；“妥善安置”、“合理补偿”的表达也是模糊的。将要被处分的物权是敏感和脆弱的，因为“物”将发生流转甚至灭失，“物”之不存，“权”将焉附？作为上位法——物权法不应在如此关键的环节上，将裁量权交给下位的“国家规定”。

　　 从广义上理解，“国家规定”应包括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等；而一般人看来，“国家规定”就是行政机构的“红头文件”。无论怎样理解，既有的“国家规定”，因宪法修正案明确“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都有检讨或调整的必要。近年来的征地、拆迁矛盾，已是一些“国家规定”不适应的表现。物权法应当仁不让地细化宪法条文，为“国家规定”的修改、完善提供依据，怎能把“球”又踢给“国家规定”呢？如果“红头文件”就能“合法”地成为处分物权的根据，那么权与法的边界又在哪里呢？